根等部才被时任冀州牧的袁绍剿灭，余众被袁绍收编，使袁绍成了拥众数十万的最大割据势力。而在此前一年，青州黄巾军也因中了曹操埋伏，遭致失败，曹操因而获得降卒三十余万，取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继续扩张的依靠力量。

    从农民起义战士，到割据武装部从，角色的转换固然包含性质的转换，却至少能体现两点：一、大规模的持续性的黄巾起义，直接冲击了风雨飘摇的东汉政权，加速了这个腐朽政权的最终解体；二、流离失所的农民被迫成为打仗卖命的士兵，无论归属哪一种政治势力，他们都是实现改朝换代，促进历史变动的根本群众基础，黄巾起义充分起了组织作用。更重要的是，“黄天当立”的舆论诉求起自社会底层，影响社会上下各个阶级和阶层，连董卓、袁绍、袁术、刘表那样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都不再把刘姓汉室当作“天命”所在的玩意儿，认为可以把玩于股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了，足见那“苍天”的确“已死”了，代之的“黄天”的确“当立”了。尽管这“黄天”不是张角等人，不是董卓、袁绍之流，而是镇压黄巾之时犹自混迹军旅中、下层的曹操、刘备、孙坚家族后来所建立的魏、蜀、吴三国，黄巾起义的终极目标终究是以异化的历史形态达到了。个例深寓共性，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腐朽没落，连普通民众都相信它“苍天已死”的时候，它必死无疑就注定了，无非是来早与来迟而已。由什么力量充当“黄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力量或早或迟总会出现。这其间决然没有什么宿命存在，而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交相为用，共同造就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