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表现出起义民众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拼命气概。从东海到西凉，从冀北到岭南，从几百人、几千人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流民暴动此起彼伏，有的还与羌人、蛮人的反汉斗争相互呼应，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令东汉政权穷于应付。起义首领或自称“将军”、“皇帝”，或披上宗教外衣自称“真人”、“黑帝”、“黄帝”，表明他们已经不屑于步新莽年间绿林、赤眉的后尘，要依托一个刘姓宗室来作号召，而是立志要革刘姓汉室的命，夺取政权改朝换代了。黄巾起义正是这些起义的继续和发展，“黄天当立”的舆论精蕴，同样也是这些起义终极目标的概括和升华。

    黄巾起义于中平元年（184）二月爆发，迅即以7州28郡同时俱起之势，形成了燎原大火。除了张角、张宝、张梁兄弟直接领导的巨鹿黄巾外，其中势力强大的，还有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己领导的东郡黄巾。各部黄巾兵锋所向，杀郡守，虏宗室，烧官府，略聚邑，直指东汉都城洛阳。灵帝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聚兵屯守洛阳都亭，并设函各、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施力、小平津、孟津八关都尉以拱卫京师。又解除“党锢”，赦免“党人”，整合统治阶级内部的多种势力，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率军开赴各地讨伐黄巾军。在共同利害面前，原先长期争斗不已的多种势力暂时协同，“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后汉书·孝灵帝纪》），豪强地方武装也向起义军挥动屠刀。黄巾起义军奋勇作战，多次打败东汉政府军，一度把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城内，卢植、朱儁所部也一再溃逃。只可惜，以流民为基干的起义军将士缺乏军事素养，或依草结营而被火攻突袭，或麻痹大意而遭偷袭重创，或分散作战而致被围失利，经过大半年殊死搏杀，终被各个击破。当年十一月，随着张角病逝，张梁、张宝先后战死，其他起义军首领或被俘，或投降，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东汉王朝改元中平，皇甫嵩、朱儁等人因功封侯、增邑、拜将，甚至有歌谣称颂：“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来魏、蜀、吴三国的开启人物也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而崭露头角，曹操由骑都尉而迁为济南相，刘备得任安喜尉，孙坚则拜为别部司马。

    张角宣传的“黄天当立”，并没有如其预期，实现“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而，黄巾起义军主力各部相继失败，并不意味着这次起义已经全部烟消云散，归于沉寂，更不意味着“苍天”并未“死”，“黄天”不“当立”。史籍记载得明白，还在起义军主力攻击方炽的时候，当年七月，道教另一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巴郡人张修也在汉中发动起义，东汉官方称之为“米贼”。与张修同入汉中的张鲁后来自号“师君”，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保据汉中达20多年，直至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方为曹操所灭。黄巾主力失败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以常山人张燕（张飞燕）所部最为壮大，“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后汉书·朱儁传》）至中平五年（188），各地起义军重新相继以“黄巾”为号，活跃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连江南地区也有波及。直到初平四年（193），张燕“黑山军”以及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高大贤、李大目、于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