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时间。被告们正为能回家而兴奋异常，约翰内斯堡城镇发生暴乱的消息又使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很多人受伤。同过去一样，政府拒绝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市政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暴乱的原因中包括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少职业训练、缺少娱乐设施以及“极不舒适”的火车——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司法部长将这些调查结果斥为毫无实际价值。

    1958年6月，他们在温妮的庞多兰家里结婚，曼德拉原有不准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法院判决，这次他得到了4天特许假期。利莲·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国大领导人中的一个。当哥伦布·马迪基泽拉对他的女儿宣讲父亲的“智者真言”时告诉她；她必须记住，她嫁给了斗争事业，而不是那个男人。当她把这样一个男人带到他这里做女婿时，她就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按照集团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一个“哪也够不到的旮旯里开业”，“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关门，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多少年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此目的，没有一位称得上律师的人会轻易答应。”他们不顾受指控和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这项法令。在周末或夜间，只要可能，曼德拉和他的伙伴就继续开业。

    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有3名。检察官是奥斯瓦德·皮罗(王室法律顾问)，他曾在30年代领导过“在字旗下”运动，在1929年他还是一位特别凶恶的司法部长。辩护工作由一队精明的律师所领导，其中有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布拉姆·费舍尔(王室法律顾问)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对于被告人而言，来自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观察员在场旁听，为这次审判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引人瞩目的联系。这些观察员中的一位说道：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再没有这样举世瞩目的了。

    叛国罪的审判于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座曾是犹太教堂的建筑物里开庭，当时辩护工作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对卢图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销。曼德拉和西苏鲁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们行列之中，另一项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笔勾销了。

    1959年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信大大增强：不只是持不同政见的非洲主义者另立门户而使该组织的团结更加巩固，而且卢图利和坦博也从禁令当中解放出来。

    被捕者中还有过去一直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如创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农·詹姆斯·卡拉塔，德兰士瓦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报纸《新纪元》的编辑鲁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师丈夫乔·斯洛沃，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来自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们一来到监狱就被按“欧洲人”和“非欧洲人”隔离起来。

    与此同时，温妮·曼德拉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联盟及多种族南非妇女联合会，不久，她成为这两个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阿伯蒂娜·西苏鲁一道，温妮参加了数百人反对政府强行对妇女实施通行证法的游行。很多妇女背着孩子参加示威游行。海外报刊幽默地报道了这些令人敬畏的妇女。她们被捕后，兴高采烈地爬进囚车，有些还大声喊道：“告诉我们的太太们，明天我们不能上班了！”她们被判在福特监狱监禁1个月。这是温妮第一次尝到进监狱的滋味，尝到铺在地上的麻垫子、床上脏毯子的滋味。温妮已有身孕。她知道她的违法行为会让她丢掉在巴拉瓜尼医院里的工作，然而她必须要冒这个险。她以及其她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抗议游行有可能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