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领导人正在和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的组织者紧急磋商。40年代汽车票价的上涨激怒了老百姓，大约5万多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胜利。政府不仅通过了提高雇员交通费补贴的法律，而且票价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为了检验一下在审判期间受到影响的组织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发出了待在家里的号召。在南非工会大会发出的每日1英镑最低工资号召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巨大胜利，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一词的意义。由于罢工需要纠察队来阻止工厂的工人上班，而纠察队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会便决定使用这一方法。

    不久，人民群众对强行设置班图政权的不满以及通行证法所带来的无处不见的痛苦遭遇，在德兰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应是将武装警察派往这些地区。与坦博一起受理有关案件的曼德拉无法到出事现场查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仍然坚持开业。每天很早开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烦人的一天后，晚上回到办公室。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诊所”。坦博原来想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经接受坦博为圣职候选人，然而，当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他放弃了这一希望。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别限制在各自地区的人们，现在被集中到两间大牢房里，能面对面地交谈。按卢图利的话说，是“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是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曼德拉的，现在进一步了解了他，并对他的谦虚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讲话从来不伤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快乐，还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好象先从人们那里汲取力量，再将无穷的力量送还给人们。

    曼德拉意识到他们的“独往独来”的民族主义有其号召力，正和他和西苏鲁及其他人在40年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曼德拉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研究过南非的“具体情况”：他们打击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白人。尽管有人想要煽动起非洲人对非非洲人的反感，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择的是教育民众接受一个更为明智的斗争观念。

    当审判还在进行中。曼德拉给温妮打电话，请她吃午饭。刚20岁出头的温妮十分敬畏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但她接受了邀请。这是一个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师工作，带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馆吃饭。他满怀柔情，开心地看着温妮第一次尝到热辣辣的咖喱时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是在吃午饭时，他也躲不过那些向他请教或打招呼的人。尽管他的一些同志觉得他孤傲，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给别人以时间和知识。

    几个月后，温妮一家也卷进庞多兰地区不断加剧的冲突中，这让温妮十分伤心。南非政府强行建立班图政权——这是为建立班图斯坦所玩弄的第一个花招。庞多兰抵抗领导人悄悄来到曼德拉家征求他的意见。然而温妮的父亲却支持政府政策。当他所在的地区的冲突转化为一场小规模内战时，温妮的父亲被当作通敌分子而受到攻击。事情发生很久后温妮讲到：“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痕。”

    温妮从曼德拉的气质中确信她的选择是对的。曼德拉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她知道他爱她，但她也意识到：当你投身于事业时，你就不能从个人角度来思考问题。曼德拉离不开人民，离不开斗争。在很久以后，温妮才满怀渴望地谈起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婚少妇生活”。

    预审在9月份中止了很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