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我：“你恨日本吗？”

    我说：“我是东北人，你说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发去日本，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专题《岩松看日本》，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之后，我几乎再没有过因工作而紧张的时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紧张持续着。不是准备不足，而是无法判断：观众会怎样看待这次行动？他们能理解吗？因为我清楚，在中国人心里，“日本”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和建议，没想到，一个副产品是：我不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在征集来的问题中，有很多很深很专业，显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页网上观众的意见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它们，我觉得踏实。

    去东京的飞机，上午九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到了机场，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接到了母亲的短信，很长，我有些诧异。对于母亲来说，发短信是一件颇费气力的事情，我一年到头，也接不到母亲几条短信。

    显然，母亲是为我去日本的任务而发。在短信中，她告诫我：涉及日本无小事，百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节目时，要把措辞仔细斟酌，最好先落在纸上，以免出问题。

    我母亲是一位历史教师，生于吉林，长于辽宁，工作并生活在黑龙江很长时间，出生年份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死于日本侵华期间，死因据说就与日本人有关。

    我知道母亲的心情与担心，我猜想：这不短的短信，该是她几夜未眠的结果。

    然而，我们注定出发，因为时间到了，有些事总要去做。

    决定比台风还猛

    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虽然将想法脱口而出只是一瞬间。

    要感谢“岩松看台湾”时的海棠台风，在台湾的最后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后，由于台风，我们只能闷在宾馆里闲聊。当时，大家已有感觉，这次《岩松看台湾》，注定已经成功，成就感让大家在台风之夜有些小小的兴奋，有人随口一问：“接下来咱们去看哪儿？”

    我脱口而出：“去看日本！”

    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为什么？”

    我记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为新闻在那里。”

    说这话的时候，是2005年夏天。当年的4月份，从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成都，中国接连爆发大规模的年轻人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一跌再跌，屡创新低。这局面自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直接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确是一件让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议。

    “中日关系不会永远恶化下去，在目前的情况下，媒体能做什么？更何况日本了解我们，而我们并不了解日本，对于未来来说，这是危险的。”

    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里，对日本的介绍，依然停留在美国人的以及近百年前戴季陶的《日本论》中，而对于现实中的日本，由于过于敏感加之人群中的愤怒，媒体很少多方位地报道。只要写到日本，大部分与历史或教科书问题有关。愤怒，已经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向前走一步，把爱或恨先放到一边，会不会，打开一扇门，起码增加对一个对手或邻居的现实感知？

    我相信，我的解释被大家接受了一部分，但没有人兴奋，因为谁都知道：这该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