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自杀”？

    那天中午一点左右，我突然接到部门副主任打给我的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小白，听说你自杀了？”

    正在发生的极具魔幻色彩的对话让我一头雾水，继而乐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是我对这条消息的第一个反应。

    “是中心主任让我问的，在国外的一个微博网站上，一条微博说你自杀，警方正调查情况……”

    “扯淡，我会吗？……”

    我把手机挂了，依然不认为这有什么，都说无风不起浪，这年头，无风，也起浪。习惯中。

    上午，我给台里要驻外的记者进行了培训；中午，刚照完台里挂历的照片；下午，例行的足球训练；晚上，要在家里，为刚从全运会上回来的刘建宏、段暄们接风。

    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正常人的健康并且乐观的生活。

    没怎么受干扰，我去踢球，见到队友们，他们比我更早知道这条消息，开起了我的玩笑。陶伟一会儿来了，告诉我因为我的“自杀”，他刚接受了别人的采访，他的回答也很搞笑，“他会自杀？”

    踢完球，我和段暄等人开车回家，没想到，这时，娱乐已经拉开了网，“自杀”不真，可娱乐却真真切切地登场。我回家甚至到家后的情况，均被“勤奋”的娱乐记者偷拍，并上传到网上。你无法谴责他们视隐私为无物或者不道德，因为，对他们来说，娱乐才是道德。

    回到家，接到一家我很尊重的南方报纸记者的电话，问我关于“自杀”的新闻，我在电话里只说了两句话：“不太清楚；对不起，我不接受电话采访。”

    奇妙的是，第二天这家报纸登出了大半版的与我“自杀”相关的新闻，我惊讶地发现：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前该怎么做新闻接下来还怎么做。”我莫名其妙地第一次知道“白岩松一下午，两个手机都被打爆”，可惜，十多年来无论手机还是老婆都只有一个。

    我依然会尊敬这家报纸，因为它有值得我尊敬的理由，可我替这名记者有些担心，为什么可以替被采访者说话并安排生活细节？

    但是恐怕也不怪这名记者吧，娱乐至死已是时尚，谁也无法抵抗。唯一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制造我“自杀”的新闻？然而几乎没有答案。这个过程中，有人故意将我的“自杀”与新闻环境不顺畅往一起牵连，对此，我和别人开过玩笑：如果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已经自杀一千多回了！

    一段时间以内，见到我的人都会一乐，参加四川的公益活动，也会被媒体以“自杀后首度现身”来开头，并加注：“白岩松看上去情绪还不错……”

    于是我弄懂了，这不过是一次与我有关但其实又与我无关的娱乐，人家不求真假，只求完成这样一个娱乐的过程。后来陆续收到一些短信，也有以往“被自杀”的名人们，一想也就释然了。在地铁里，成龙、刘德华、赵忠祥，已经被自杀二十多年了，我这偶尔被自杀一回又有何妨？

    所以，我终于明白，自杀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是人心。

    做一个不顺从的群众

    我虽然做栏目制片人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但在我做《东方时空》牵头人的后期，我越来越为一种现象被大家习惯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编委会开会之后，半屋子的年轻同事，没人对形成的选题及操作方法提出异议，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分配任务然后去执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开完会之后我发问：“为什么你们永远不说不？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表达愤怒？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不，应当这么做！”

    年轻的编导们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为何如此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