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来北京充任民国政府的国史馆长已有三四个月了，这些日子里他做了几件事。

    一是罗致了七八名前清翰林出身的宿学，如宋育仁、柯劭忞、曾广钧、钱筠等人为编修，再加上五六名进士、举人出身刻印过诗文集的为协修，这十几个人都是他认可的人才。他将他们的简历上报，请总统任命。袁世凯照他的呈报全批了。其他上百个各方推荐的人物，他一概拒之门外，既不接见，也不作答复。这些人天天眼巴巴地望着国史馆的回信，既急又怨。

    二是委派办事员。周妈为办事员头目，周大负责门房打扫，赖三负责采买巡夜。后来采买事多了，赖三不愿再巡夜，便由周妈引来一个跋脚孤老头子打更守夜。跋子守夜，遇到盗贼，如何追捕？这是周妈的打算。因为跋老头不要工钱，只要有三顿饭吃就行了，周妈把这份工钱据为己有。

    三是给所有人员定薪水，给馆里定开支，然后据此造概算，每月约费九千二百元。周妈说干脆来个整数一万吧。于是他向财政部上报，每月需拨经费一万元，必须在初三前送到馆里。

    办完了这几件事后，他就觉得无事可做了。

    编修、协修们第一次开会，大家兴头很足，纷纷表示要不辜负总统和馆长的厚望信任，要把平生学问都抖出来，为修好中华民国的国史尽力。末了，大家恭请老馆长谈谈自己的意图及安排。

    王闿运一直咕隆隆不停地吸水烟，不说一句话，脸上时不时地露出几许冷笑。这时，他捧着那把跟了他近一个花甲的铜水烟壶，慢慢吞吞地说：“各位老前辈，各位先生，老朽请你们来，一是因为各位都是才学满腹的人物，我们好天天见见面，在一起谈谈诗文，谈谈学问。二是我看各位在国变之后，大多数都失去了先前的傣银，银钱上都很拮据，藏八斗之才而有饥寒之迫，天道于斯文太不公。我请诸位来，是为你们支一份薪水，谋一个饭碗。”

    内中的确有好几个编修、协修正是缺衣少食之辈，听了这话，便都向老馆长投来感激的目光。

    “至于馆里的事，我看诸位不必多想。民国成立了几年？有几件史料值得收集？有几件事值得记之于史乘？除开争权夺利、寡廉鲜耻之外，无事可记。”

    众人都瞪着大眼望着这位老名士，心里无不嘀咕：老头子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既然是如此看待民国的，又何必出山当民国国史馆长？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

    王闿运站起身来说：“瓦岗寨、水泊梁山也值得修史吗？诸位今后想到馆里来就来，不想来就在家里读书睡觉，每月初五来领薪水就是了。”

    中华民国在它的国史馆长眼里，竟如同瓦岗寨、水泊梁山一般，倘若此话传到袁大总统的耳朵里，他不暴跳如雷吗？不要做事又拿薪水，天下到哪里去寻这等美差？众人听了王闿运的话，既好笑又舒坦。

    从此以后，编修、协修们再不提收集史料、撰写文章之类的话了。曾广钧便常常找易哭庵去听戏饮花酒，也常常去碧云寺找虽年老但精神尚好的演珠法师，和他谈禅说诗。柯劭忞便在家一个劲地写他的《元史》，他下决心要将自己的名字挤进班固、范哗、陈寿的行列中去。其他人或在家诗酒自娱，或出外游山玩水，几个月过去了，关于中华民国的国史竟没有一个字。

    这个情况不知由谁报到袁世凯那里。袁大总统传出话来，定于月底来国史馆视察，届时要将各种材料都展示出来。编修、协修们慌了，一齐来到馆长书房，请馆长火速出题目，他们加班加点也要赶出几篇文章来搪塞。

    王闿运见他们一个个急得这样，笑了笑说：“各位都回家去，平时做什么依旧照样做，袁大总统那里我自有办法应付。”

    大家只得退出书房，心里都忐忑不安，尤其那几个将国史馆视为衣食父母的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