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严复笑起来了，说：“皙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