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把新刑律制定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大异于历代旧刑律的新刑律制定出来了。为了取得资政院的通过，主要制定者杨度受法部之托，作为政府特派员向资政院的议员们演说。

    杨度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两个小时，将刑律不能不改良的理由以及新刑律与旧刑律的异同之处作了详细的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建筑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旧刑律非改革不可。按理说，一国之官吏应该对国家负责，而中国过去则不然。一个人做了官，一定要为他的家族谋利益，如此官员一定贪污。因为只有贪污，他才能给家族带来实利，他才是家族的孝子贤孙。今日中国各种弊病的根由，都是缘于这样的孝子贤孙太多，而忠臣太少。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日益削弱家族主义。此乃新刑律的精神之所在，即与旧刑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杨度的演说博得大多数议员的理解，掌声经久不息。新的刑律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

    想起那天通过新刑律的情景，杨度至今仍很激动：总算为中国的法律建设做了一桩实事。他本欲把国家主义对今日中国的重要性再深刻地论述一番，但现在不行了，他非常清楚此番使命的特殊意义。

    武昌出事的消息，他是午后看到《帝国日报》才知道的。放下报纸后，他想了很多。

    事变的发生，他一点也不意外。自从两宫同时死去以来，国家几乎没有安定过一天。广州的黄花岗暴动，长沙的抢米风潮，都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尤其是近来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保路运动已成风潮。在四川，居然全省绅民团结一致，罢课罢市抗捐，军队都镇压不了。由于皇族内阁的建立和对和平请愿团体的驱逐，使得朝廷人心丧尽。京师茶馆酒肆，公开骂朝廷的话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现在是全国到处都铺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点火星，便可以引起燎原大火来。说不定武昌这起事变，就正是投在干柴上的火星！

    不过，这起事变是由新军挑起的，而且一夜之间就轻轻易易把省垣占领了，这两点又大出杨度的意外。早就听说，朝廷花大力气训练的新军里混进了不少革命党。看来，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军队是维持朝廷的支柱，支柱已被挖空，朝廷还能维持得下去吗？一个处于腹心地带的大省省垣，几声炮响后就变了旗帜，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的虚弱，不是暴露无遗了吗？杨度想到这里，陡然有一种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预感。奕劻等人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袁世凯，大概为时已晚了。

    那年冬天送别袁世凯后，杨度即给妹妹去了一封信，转述袁世凯欲聘她为袁府内眷教师的意思。叔姬不愿意跟袁世凯打交道，回信拒绝。杨度也不勉强。这两年多里杨度一直与洹上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联系的纽带便是袁克定。袁克定的职务仍是农工商部右丞。他原本就是挂个名字，只领薪水不办事的，自从父亲罢职后，他更是只顶个虚名了。

    袁克定常年住在北京城里，表面上从不与官场往来，和他过从较密的多是些梨园艺人。他和克文一样极为爱好京戏，但此中兄弟俩又大有不同。克文与合得来的梨园弟子称兄道弟，自己也常常粉墨登场。小生、花旦，他都会唱，而且唱得在行。克定在与艺人们往来中，时刻保持大家贵公子的清醒意识，十分注意彼此之间的等级分寸。他只是欣赏别人的唱腔做工，自己是绝对不下海的。对于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戏子，他也从来没有轻薄的举动。他因此获得了艺人们的尊敬。其实，混迹菊坛乃是一种掩护，袁大公子真正关注着的，始终是京师的政坛。他家中有一处秘密电台，随时向洹上村的电台报告京师的一切，同时也接受父亲的各项指示。

    袁克定这两年来对杨度很是亲热。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家门遇到不幸，大公子的气焰大为降低，而且也因为他从这场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