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这次学西班牙语过程中的切身感受。精神无论如何也集中不到语言学习上面来。尽管没糟糕到查克那个程度，可脑筋硬是转不到学习方面。过去没这种情况，再有事也能聚精会神地琢磨句型、背单词和校正发音，而如今这些已无从谈起。年纪大了致使求知注意力的绝对量减少这一原因当然是有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极其单纯的时间总量不足。简言之，即“不能贪多求全了”。我说的优先顺序就是这个意思。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两年多，加上十年来始终翻译英文小说，因此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老实说来，用英语和别人交谈我还相当不擅长。说日语我都不很如意，越说越觉得心情沉甸甸的，说英语也是同样。所以，很少产生积极使用英语说话的愿望。而这样的人不用说英语口语能力是很难提高的。

    人们常说日本人对于讲不好外语过于感到羞耻，由此导致语言学不发达。不过我倒没怎么感到羞耻，词儿卡壳也好，语法出错也好，发音不准也好，毕竟是外语，一定程度上是奈何不得的事。只是我心里想，不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日语流畅而生动地表达出来的人，即使再热心学外语，也是不可能用那种语言谈笑风生的。这属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倾向问题，不是想改就能一下子改掉的，一如唱不好日语歌的人也不可能忽然间用英语一层歌喉。

    况且我所在的是大学里的东方语系，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全都一口流利日语，比我讲的什么英语流利得多，而且他们也想练日语，于是我也不知不觉用日语讲了起来。结果，我的英语口语水平愈发提高不了。相比之下，在经济专业和哲学专业的人因为每天不得不用英语，一年时间就能讲得令人刮目相看。

    最近，因为要同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我细细读了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有很多地方感同身受。简单说采，故事讲的是战后不久，主人公英语教师伊佐尽管对讲英语深感无奈，却又陷入不得不去参观美国学校、不得不在那里使用英语的窘境，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其实讲外语这个活计或多或少都含有“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的成分，我虽说没有伊佐那么大的压力，但拼命讲英语的时间里，总会倏然冒出“何苦找这麻烦”的念头。每次被商店的女孩大声反问“”，或去汽车修理厂面对着半大老头汗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明故障情况(闪光式方向指示灯叫什么来着?)，我都觉得自己真是窝囊。走在街上听到五六岁的美国娃娃都讲一口流畅漂亮的英语，我不时为之愕然：娃娃都能讲这么好的英语！想来也是理所当然，不必一一愕然，但偏偏有这样的一闪之念。其实，本来我就是以自己的意志离开日本的，所以谁都怨恨不得。

    前几天应邀去住在纽约的作家梅亚莉·莫里斯家里用晚餐。梅亚莉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业教了一年创作课，在那里认识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业有着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托尼·莫里森、拉塞尔·班克斯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我对他们每每诚惶诚恐，不敢接近。顺便说一句，托尼·莫里森是以在普林斯顿大学拿最高薪水而闻名的，没亲眼见过明细表，无法断言，听说是这样。每两星期有一次创作课老师的午餐会，我也被邀请了几次，但终究门槛高，令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这么说或许不大合适——梅亚莉和我年纪相仿，性格也爽快，又有斋藤英治这个共同的熟人(他译过几篇梅亚莉的作品)，交往起来比较轻松。我们的代理人也相同。我去墨西哥旅行的时候，正好把她的《没有申报品》这本有趣的墨西哥游记带在身上读——书被翻译过来了，日语名忘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以亲密交往起来了。

    梅亚莉住在布鲁克莱因安静地段的低层公寓，保罗·奥斯特夫妇就住在附近，加上从曼哈顿赶来莫纳·辛普森夫妇，那天晚餐相当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