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到陕视察，陕西省领导直面进谏，陈情与诉说三门峡库区淹没损失太大，应降低水库正常高水位。陕西列举了两个数据：陕西省耕地的85%是山地，平原只有1000多万亩。陕西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千米为82人，而淹没的平原高产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00人。“用迁移70万~80万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拦洪库，群众很难通过。”陕西领导人委屈地说，“另外，水库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将逐渐向上游延伸，西安的重工业基地将泡松泡软，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

    威胁西安！

    不少人的确倒抽一口冷气。

    1958年4月，当三门峡大坝正在修建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对西安这座对于中国以及世界而言意义非凡的闻名于世的古都，没有谁能够或敢于承担起毁坏它和破坏它的责任。周恩来最后在总结发言中确定一条原则：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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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

    想要确保的西安和想要确保的下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比较折衷和比较中庸的方略。它既保留了一部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进行了一定范围的修正。愿望是良好的。处于上游的西安必须确保；处于下游的河南、山东等易受黄河泛滥威胁的省份地区也必须确保。然而，这的确又是一对矛盾。当洪水来犯时，蓄水位达不到一定高度，下游灾情得不到控制；而蓄水位过高时，黄河水阻在了中游地区【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陕西位于中游】，不说淹没关中平原大片肥田沃土，即使很想确保的西安也难确保。人类常常面临两难之境，“熊掌与鱼”的命题之所以成为永恒其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但这还不是尴尬的全部。

    更大的尴尬来自黄河本身——这条流经中国腹地，流经大半个中国，因它而诞生了中华民族，也因它而使中华民族历尽磨难的大河。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古怪的河流。史称“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即从黄河里舀起一斗水，水三分，泥七分，其含沙量居世界河流之首。有资料表明，每立方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埃及的尼罗河是1公斤，苏联的阿姆河是4公斤，美国的科罗拉多河10公斤。这些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含沙量大的河流。而黄河在河南省陕县竟达34公斤！更形象的一种说法，黄河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如果用载重4吨的卡车运送，需要每天出动110万辆车拉一年；假如将这些泥沙堆成高和宽各一米的土墙，可绕地球赤道27周！

    苏联境内没有这样一条河。他们也没有过一个民族同一条河流亘古搏斗的悲壮史。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对一条河的感情如此复杂，炽热的爱和炽热的恨，炽热的崇拜和炽热的恐惧。它既孕育了一个民族，又祸害着一个民族。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持续不断地考验着这个民族的承受力，也持续不断地激发着这个民族的智慧与活力。黄河，以其雄浑的自然伟力和桀骜不驯的怪僻性格向一个智慧民族提出了挑战，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它的征服，尽管历史记载的是太多的失败；当然，也记录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雄魂……

    苏联专家肯定不理解这条河，同样也不理解这条河与这个民族的这种“生死冤家”一样复杂而奇特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可能完全不听。三门峡大坝从开始动工的1957年到基本完工的1960年，在它的施工过程中，几经争论，从最初苏联专家提出的360米高程降至350米，再降至335米——而最后的实际运用，一般只按305米到300米运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从360米降至335米，其高度大约八九层楼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