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的话音刚落，怀仁堂里发出海啸般的掌声。一届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举起，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感到他们站在中华文明史的一个新开端。的确，这事非同寻常。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只有过两次：三门峡和三峡。

    三门峡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峡为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中国版图上的两条真正意义上的大河。大河的治理和开发对中国的国计民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意义甚至是长江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自古以来都是一条“害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又是中国的心腹之患。

    另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治理黄河的重视。共和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一届一次人大通过了共和国宪法，一届二次人大即通过了这个治理黄河的规划。

    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向一条伟大河流的挑战，自然伟力面对由最强健的民族灵魂凝结成的伟大人格。然而，千古不驯的黄河征服起来却相当棘手，年轻的共和国可以勒紧裤带，积聚起自清末以来百年战乱销蚀殆尽的国力财力，但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不济却是这个自尊的民族不能不承认的痛苦现实。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中国要治理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雄心与尴尬，热情与严酷，气魄与拘囿，梦想与现实……诸般滋味交织在一个崛起的年轻巨人的心腹里。它需要外力。以自力更生为立国之本的新生政权需要借力于科技发达国家。域外的“伟大盟邦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苏友好时期，几亿中国人连妇女小孩提起苏联人也必口称“苏联老大哥”的时代。“老大哥”慷慨援建中国156个工程项目，而在这156个项目中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唯一的一项水利工程。苏联最权威的科学机构列宁格勒设计院，承担了三门峡大坝和水电站的设计。苏联专家组组长柯洛略夫在回答中国同行们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淹没损失太大的忧虑时，慷慨激昂地说道：

    “为了解决防洪问题，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后来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工程命运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观点。这个观点日后要接受历史的严厉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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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家们没有沉默。

    他们是炎黄子孙，懂得土地对农民、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柯洛略夫用带有卷舌音吐出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的一连串俄语实在太沉重了！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指水平线以上的水位高度】，淹没农田325万亩，淹没区域移民87万人！这个数字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小数字！假如淹没的土地是贫瘠的或荒芜的也罢，偏偏它淹没的大部分是中国最好的土地之一。是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以外，号称八百里秦川粮仓的富庶的关中平原沃野！水利学家张光斗愤然而伤心地说：“中国固然需要电，也不能以一个西瓜去换一个芝麻。”青年技术员温善章先后致书水利部和国务院，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应按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思想设计，水库正常高水位335米高程足矣……在其后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温善章、叶永毅等颇有远虑地预言道：

    关中平原土地资源宝贵，将来可能比动力还缺乏。

    对于要剜去其大片肥田沃土的陕西，陕西省的反应自然强烈。当时，朱德、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