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渭河漕运迅速衰落。

    三门峡再次和关中发生密切关系已经是千年以后。这次，既不是为了给关中进行漕运的需要，也不是如同秦始皇修郑国渠一样为灌溉关中良田。它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根治黄河水害”。这是大禹工作的不彻底性而造成的一个后世的难题。大禹虽说“鬼斧神工”开山劈路乃至于“疏通九河”，且为后人尊为“神圣”。但是大禹仍然不能算是“圣人”，因为他未能使“黄河水清”。

    “黄河水清”这个理想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也只能是个理想。

    黄河仍然挟带着大量泥沙万古如斯地流淌着，并且暴虐地滥施着它的淫威。即使是在禹自己开创的夏朝，古文献中记载的“商侯冥治【黄】河”，就已经记载了黄河的泛滥。夏之后的商朝都城屡次迁徙，也可能都与黄河的泛滥有关。周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有文字记载的黄河第一次泛滥，到国民党扒开花园口的1938年，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宋代开封，那繁华的大都市东京汴梁，也因黄河的改道，湮没在七米黄土之下……

    但黄河，既为我们诞生了第一个祖先黄帝，诞生了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第一个帝王大禹，赋予了我们一片黄土地、一条黄色河流，乃至于我们与生俱来的黄色皮肤、黄色人种；此外，也由于黄河，诞生了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龙。我们的民族也就自称为“龙的传人”，那歌词就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黄河……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正如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黄皮肤、黄色人种的中国人也与生俱来地对他的母亲河、他的生命之河——黄河，充满着痴情的热恋和近乎崇拜的敬畏。

    或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对一条河流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如此地爱恨交加和如此地既依恋崇拜着她，又那么千方百计地想要改变她！这种情感，就是龙的传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黄河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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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北宋建都大梁，江淮漕粮也就没有必要再西运关中了，三门峡作为东西漕运的大动脉日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但黄河水患此时却也开始直接威胁京都。为了治理愈积愈厚的黄河泥沙，保住繁华的大都市汴梁，北宋王安石曾经发明“混江龙”，在黄河水面上来回穿梭，搅起积沙，疏通河道。但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真正让三门峡重回世人视野的，不是别人，却是因黄袍加身落了个千古骂名的袁世凯。此时，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西学东渐，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以往对黄河的利用仅限于漕运或修渠灌溉，这时也发展成为修建水库，集蓄洪、发电、灌溉为一体的综合开发利用。1912年民国初立，就有水利专家向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在三门峡截黄河而根治水患。袁世凯大概也非常想在治黄问题上有所作为，建立一番千秋功业，于是成立了治黄机构，三门峡水库工程便是其治黄的主要构想。但不幸的是，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很快便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治黄的事业……

    袁世凯之后，又一个想在治黄问题上大做文章的人是蒋介石。

    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抵挡日军侵略，掘开花园口“水攻”，一举酿成巨祸。此举引起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造成赤野千里，饿殍遍地，城郭破碎，满目疮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造成花园口大决口的始作俑者、这个千夫所指的“独裁者”蒋介石，似乎也逃脱不了这种“黄河情结”。就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