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査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关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査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大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査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但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臂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一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汲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一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一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地学界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以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实际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面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那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的石油普査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显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