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被日军所伤。

    问：医生，这两个病人——梁上尉和伍长德在日本吗？

    答：称为梁上尉的这个人我认识，当时他是中国军队的担架手。现在他就在日本，我们是一起到这儿来作证的。还有伍长德先生——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警察他也来了……

    法庭的情绪一下又被推到高潮。就在人们都在期待威尔逊医生提到的两位中国受害人出庭时，韦勃庭长看看手表，将法槌重重一敲：那么，让我们暂时休庭到明早9点30分。

    真是精彩！首场证人出庭，就把松井石根的气焰给压了下去。人们看到，此刻退庭的这位瘦老头，跟刚出庭时的神情完全变了个样。

    第二天，庭审继续。中方今天出场的证人是金陵大学教授许传音。

    出庭的程序一样：先由起诉方检察官将证人的文字证据材料交验，再当庭宣誓，以确保作证的法律责任。由于许传音是大学教授，通晓英文，故日方律师麦克马纳斯一开始就对法庭说：假如许可，我想提出异议，这位证人受过大学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他学识渊博。毫无疑问，我们反对用他的宣誓证词，法庭应该从证人那里直接获取证词。

    韦勃庭长：麦克马纳斯先生，我想多了解一下此人。我们还没有听他的陈述。萨顿先生，你最好开始发问，这样我们才可以作出判断。

    麦克马纳斯突然扬了扬手中的文件，颇有怒色地问韦勃庭长：阁下同意接受这份文件吗？

    其实，每位证人出庭前，他们每人都有一份事先向法庭提交的证词文件，而且该文件都会送达控辩双方手中，在庭审时给控辩双方质问所用。为何日方律师对许传音所提交的证词有如此强烈的责问，是因为这位证人的证词太“硬碰硬了”。我们看一看许传音当时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证词：

    许传音书面证词

    本人许传音，哲学博士，现住中国南京高楼门峨眉路7号，作证如下：

    我是一名中国人，现年62岁。1917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中国多所大学任教，并在中国交通部工作了25年。从1928年起，我家一直住在南京。

    1937年日军围攻南京时，我在这座城市。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后，我留了下来。我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负责其下属的住房委员会的工作，还曾担任过国际救济委员会总干事。南京沦陷后不久担任红卍字会主席。

    我对日军占领南京后这里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日军从南门入城。日军突破城墙入城后，中国军队未作任何真正的抵抗。随着（日本）军队进入城内，他们明目张胆地枪杀平民。有的平民就因为出现在大街上而遭杀害。

    日本士兵随后对房屋展开系统的搜查，把他们看到的食物和其他东西全部抢走；日本兵还抓走其找到的所有青壮年男子，认定这些人有当过兵的嫌疑，将他们押解（到城外）或就地枪杀。我得到确信的消息称，绝大部分被押走的人后来均被枪杀或以集体屠杀的方式被屠杀。

    他们要求有权进入安全区搜查，并从中带走许多在那里找到的男子——我曾亲眼看见他们押走一批大约1 500人。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些人被机关枪打死，尸体被扔进池塘。后来红卍字会将这些人的尸体捞出掩埋。

    日军以发放良民证为借口，命令老百姓全部排好队。如果对日军所提问题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或者日本兵认定某人以前曾当过兵，尽管这种判断事实上毫无根据，那么这个人要么被就地枪决，要么随着成群的队伍被押走后再枪杀。

    城里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抵抗。（日军）以曾当过兵为借口将男人们押走或枪毙。在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日军）开始疯狂屠杀平民，强奸少女和妇女，掠夺和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