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样一些问题：

    比如石油部在塘沽的海洋勘探局工作区域，许多地方也被列入了“军事禁区”，参与中日、中法海洋石油合作项目的外国人，每次出出进进，都必须到天津外办、公安局、警务区等单位办通行证，且手续繁琐复杂，有时要等很长时间，使外方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工作。海洋石油局希望有关方面将“军事禁区”的牌子挪动一下，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五十年代就定下的禁区，谁想移动哪怕是一米，也得报批。

    比如，美国船级公司的检验师要经常去大港上古林的石油部某公司检验导管架部件，由塘沽经盐场去那儿的公路往返需一个半小时。但因为这条路不让外国人走，所以只能绕天津而行，结果要多跑上五个小时。“每天我应该工作八个小时，可现在实际上只能干两个小时还不到，你们中国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低效率？”美国检验师发牢骚道。

    再比如，某石油勘探生活基地附近有一排部队的电线杆。因为外国石油公司的专家每天上下班要在电线杆下的公路上经过，有关单位就找到石油海洋局，要求他们出钱把电线杆移位一百米。“否则就可能有外国人窃听电话。”

    荒唐的事远不止这些。摆在秦文彩等人面前的怪事有些听了以后会捧腹大笑，但却件件真实有据。在南海的英国BP石油公司与我国签订了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之后，按照国际惯例，他们通过招标，与中国华威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谁知合同签订没几天，突然有一天《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这一合同为“非法合同”，而宣布这一消息的是中国南海石油服务公司。

    “简直是乱弹琴！”秦文彩和中海油总部的人看完这则消息，又气又好笑。后来一了解情况是：南海石油服务公司头头，自认为自己的公司在广东是“石油老大”，所以在这里的外国石油公司有什么好的项目，就必须给自己，否则就是“非法”。这位南海石油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以这样的理由，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此宣布了英国BP公司与华威公司的合同为“非法”。

    “荒唐可笑！”这事后来反映到了国务院领导那里，总理亲自过问，并请一位副秘书长同广东省领导协调后才算平息了这场让外国人怎么也弄不懂的风波。

    凡此种种，一件件看似怪事奇事，却都是对外开放他们需要攻克的一座座碉堡和必须铺平的坎坷之路。

    如何在保证中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使外国公司能够按照合同，在中国海域顺利地开展工作；如何使外国专家和雇员能够在中国的领地上正常工作和生活；又如何使中国自己的公司在服务承包中尽可能地获得机会；如何使我们的队伍在与外国公司合同中学到本领、和我们的法规法则与国际惯例如何接轨等等问题，此时此刻，无时不在秦文彩等中国海洋石油开拓者与组织者的脑海里闪动着、思考着。这其间，秦文彩等在石油部党组的统一领导下，遵照中央定下的对外合作的大政方针，开始围绕如何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与制定工作……

    “我的头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发白的。”秦文彩抚摸着满头板寸银丝，如此感慨地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来之不易啊！我记得为了建一个专用码头，光在北京，我出面就跑了40多个部门，到底磕了多少个头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为制定一部与外国公司合作的《标准合同》，我们几十位专家，用了十几个月时间，方方面面征求意见，跑遍了几十个国家的石油公司，一次次比照、推敲，……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难度。但再难，历史的车轮仍在快速向前，我们这些具体干活的人，就是凭着一股革命激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本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对外合作一步步往前推进。这中间，真得感谢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为在海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