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学脱离了教育事业而独立去生存，这样的文学前景必定是短命的和毫无意义的。同样，社会主义文学一旦离开了教育事业而独立存在，也是苍白和虚妄的。因为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是今天的文学的主要接受者和明天的文学的全部接受者，失去了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就是失去了明天的文学全部对象。

    今天的教育与文学之间，我认为已经变得“远亲”了，不像当年刘心武先生写《班主任》时那样能引发广大青少年和全社会的热爱文学了，把文学当作自家的“亲娘舅”“好姑妈”。近十余年来，文学似乎不再那么关注教育，不再那么关注四亿青少年学生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学已经被今天的青少年学生们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已不满意我们作家们写的东西，少男少女们疯狂地喜欢“小燕子”、大学生们乐此不疲地自己动手进行网上文学创作，就是学生们对我们当代主流作家们所创作的东西不甚满意的突出显露。

    文学该清醒了！随着知识时代的飞速到来，我们的文学如果再不关注作为未来知识时代的主流公民的今天的在校学生，那么我们的文学只能被时代无情地抛弃和遗忘！

    我还认为，文学对教育的介入，仅仅靠几个儿童文学作家写几部少儿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教育的现状，更多的需要能做大手术的“外科”“内科”和x光，而不是一些“小儿科”。也许可能是我这几年的“教育情结”，使我提前意识到做个教育的文学外科专家和X光检验员，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我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尽管很累，有时还很麻烦，但只要想想我自己的女儿和所有普通家庭的孩子们、我就觉得累点并不亏。

    仍像所有“报告”完成之际那样，我要特别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像教育部的刘长占同志、教育理论家杨东平先生、《沉疴》作者冉云飞先生、《盲点》的作者马白兰、《升学内参》的作者余杰先生，《江南贡院》的作者周道祥先生以及黑龙江的王学文高级教师、北京四中、北京三十一中、广渠门中学、苏州中学、苏州第十中学、江苏常熟中学、河北燕郊中学、浙江义乌中学、深圳中学和中国经营科技管理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北京人文大学、南京蓝天大学等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包括众多我数不过来的其他朋友、学生和家长，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采访上的方便，并提供了参考资料与作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我要感谢的人中，还有几位重要人物，他们是华夏出版社的陈泽顺副总编、责任编辑高苏及《中国作家》杂志的赵虹女士，他们的鼎力相助和精心编制，令我难忘。

    在此，我还想说明两点：一是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百姓想说的话还很多，尤其是针对高考的话就更多了，本人的这部作品只能算是为百姓说了一部分话，大家尽可借助各种途径把想说的活都说出来，这应该是一种社会进步。其二，应被采访者的要求，本书中一些主人公的名字和学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了某些技术处理，特此一并说明。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也好了，家长有“望子成龙”的心情，希望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是自然的。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

    ——江泽民（2000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