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重视这种理论，因为它的有些论点和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寻找有效的救治办法，会有所启发。”

    当时的中国民众对“官倒”这种腐败现象议论纷纷，然而当时人们对产生的原因却有很大的分歧。据吴敬琏分析，主要有3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以来腐败愈演愈烈，说明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应当退回去搞计划经济。第二种观点同样认为腐败与市场经济是必然相关的，然而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对腐败应该忍耐，甚至应当支持。第三种，也就是吴敬琏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腐败，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当行政干预还广泛存在，市场平等竞争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解决的办法，应当尽力推进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秩序。

    吴敬琏认为，运用寻租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探明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正是运用这一理论，他对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进行了客观的剖析——“双轨制”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从而他推断得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消极现象，显然不是来自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看不见的手”拨弄的结果，而是来自市场发育严重不良，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多方干预，是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租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对租金的角逐……

    时间过去了20多年，但吴敬琏的这段话似乎从未褪色过，而且日益显出他的远见。

    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的这组文章被广为引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1989年，吴敬琏将这些讨论的文本汇集成册，以《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为书名由北京展望出版社出版。从此，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腐败现象很快在经济学界成为一个共识，“寻租”这个外来名词也日渐为人们所熟知。1995年，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在一次对话中说：“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在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我熟识的友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想当然的说法，例如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我听到这些说法，当时很不以为然，曾提出了不同意见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由于钱权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方面来说明问题。到最近，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作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说明。”

    然而让吴敬琏无法满意的是，尽管找到了腐败的根源，提出了限制权力以铲除寻租基础的建议，可是腐败现象不但没有消除，甚至有了愈发严重的趋势。在吴敬琏看来，原因在于，对于权力在手的特殊利益者，要求限制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以后，由于商品价格已经大部放开，商品寻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官倒”也就不复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不过掌握着寻租权力的既得利益者非但不肯就此罢手，还极力创造新的寻租条件，即吴敬琏早先指出过的“设租”或“造租”活动。这个时期，双轨的巨大利差，土地“批租”中的“猫腻”、股票上市的行政审批，都给权力寻租者提供了巨大的寻租机会。吴敬琏把当时中国的寻租现象分为3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经商寻租”，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