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按人们的解读，这一阐述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意味着“有进有退地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得以确立。

    特别重要的是，中共党代表大会批准的这份中央委员会报告要求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吴敬琏在日后评论说，从1992年底的“十四大”到1997年底的“十五大”，中国终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作出了系统性的描述。

    “十五大”之后，在公开的媒体上，关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议渐渐少了一些。“放小”的进程大大加快。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全国小企业基本实行改制。这为社会主义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2003年以后，反对的声音再次猛烈地响起。这当然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