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书的最后，吴敬琏写道：“总之，我们建议中共‘十五大’通过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

    吴敬琏回忆，此信发出后，江泽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说这个问题目前存在极大的争议，但中央一定会和十四次代表大会时一样，拿出一个意见来的。

    到了7月份，《中国经济时报》在16日、17日和18日，连续3天刊登了吴敬琏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并对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吴敬琏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3人进行了专访，分别题为《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和《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从标题中就可以读出，论战的意味十分浓烈。据吴敬琏回忆，按报社原来的计划，专访的对象还有几位，可是受到干扰，最后只刊出了这3篇就中止了。

    当吴敬琏等人在报纸上奋力反击的同时，7月18日至24日，朱镕基在辽宁考察国有企业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年脱困”改革策略，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这一宣示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几乎同样多的人意识到，中央决策层似乎已经定下了彻底改造国有经济体系的决心。

    9月5日，中国新闻社向全球播发了该社记者对吴敬琏的采访，题目是《国有经济：十个指头按不住几百个跳蚤》。在接受访问时，吴敬琏坦率地打了一个听上去让人不太舒服的比喻：我把国有经济布点过广过散，致使有限的国有资本支撑不住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比喻为“十个手指按着几百个跳蚤”。他警告说，中国追求健全制度的社会力量太弱，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开倒车，而某些初期的改革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思进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浑水摸鱼者认为现在的体制最好，他们不希望有公正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在回答“谁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时，他说，“以理性知识分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可惜的是，目前这部分力量成长得太慢。希望‘十五大’后，以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迅速成长，促使改革力量壮大，推动改革尽快到位”。

    就在这次采访后的一周，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订，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他清晰地表述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建设领域，他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吴敬琏特别看中“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提法。

    此外，报告还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行了阐述。文件认为，它“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