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家体改委综合汇报会上各家所言，制定一个正式的改革方案。但是主要负责人认为当时并不具备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因此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3月中旬，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有了新的想法。他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说，当前在经济领域里矛盾很多，摩擦很多，漏洞也很多，其根源是新旧两种体制“胶着对峙”，因此，应当在“七五”期间尽快结束两种体制均势的状态，进入以新体制为主的阶段。“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也就是说，“整体协调改革派”的意见被决策层原则上采纳了。

    为此，国务院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共约30多人，都是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骨干，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高尚全（在高出国考察期间由国家体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领导），杨启先、傅丰祥、姜习和吴敬琏等6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海桥边上的工字楼里，吴敬琏是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客观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中，吴敬琏确乎是最具有改革方案架构能力的人之一。他对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思考，以及对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设计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

    吴敬琏在晚年的回忆中一再强调说，80年代中期关于改革总体思路的争论并不是吴、厉两人之争，而实际上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想的体现。方案办所形成的方案正是根据国务院领导在3月中旬的讲话精神而拟定的，国务院方案研讨领导小组组长、副总理田纪云直接领导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其后形成的方案经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各部委领导和方案办工作人员的反复磋商。很快，到4月30日，方案办就拿出了一个配套改革的详尽方案，其中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和企业改革等多个方面。当日，方案送交国务院。

    6月11日和12日，在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方案办及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座谈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吴敬琏作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发言，说：“现在经济上有这么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个很冒失的人，看问题往往倾向于悲观，但现在，我看没有多大危险性，我们有能力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那天的会议气氛非常好”。当天散会后，他和几个学者在湖里划船。副总理田纪云从远处走来，特意把他叫上岸，对他说，我看今天领导差不多被说动了，晚上你好好准备，明天第一个发言，可能就过关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几位部委领导首先发言，质疑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风向因此发生微妙转变，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能在这次会上通过，被要求继续修改。

    价税财配套改革困难重重的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论断，他还对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进行了10个方面的比较。他谈到，“企业是被迫卷入价格改革的，但却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价格改革是较低层面的改革”等等。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