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单项突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分析到这一层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1978年以来实行的放权让利改革无法建立起有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彻底超越了孙冶方——事实也是，在未来的20多年里，他们都是产权清晰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而接下来，他们的逻辑出现了岔路口，厉以宁认为，尽管放权让利不行，但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业承包；而吴敬琏的意见则是，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企业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轨制的价格扭曲现象不作根本改变，就会形成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滋生，市场化环境的建立无从谈起”。

    这就是分歧的要点所在，厉以宁认为要改企业本体，吴敬琏认为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

    吴敬琏的整体改革理论要点有3个：

    ——旧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配置稀缺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由于不能克服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重大缺陷，因而不可能有效率。把传统机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于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如果不改变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企图用“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不会收效的。

    ——唯一能够取代行政命令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使经济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商品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并且以上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

    他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不少学者和决策层的认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初稿讨论会上，吴敬琏不同意把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意见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吸取。

    在日后，吴敬琏多次重申了这一意见。1986年1月25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听取“七五”改革设想讨论会的汇报。会上，宋国青、徐景安和吴敬琏代表三个不同的“学派”作汇报。会前，吴敬琏与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一起研讨，形成了一个汇报提纲，由吴敬琏在会上主讲，对这种整体协调改革的思路作了说明。

    第一个环节：增强企业的自主权和经济责任。国有小企业可以放开改革，大企业则逐渐实现市场化，在未来几年内，取消行政性公司，实行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

    第二个环节：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建立经营大规模批发业务的经济实体；尽可能理顺市场参数，区别不同产品，采取多价联动、价税联动的方式，对价格进行“或调或放”、“调放结合”的改革；抓紧反对垄断、保护竞争的立法，防止市场割据形势的发展。

    第三个环节：建设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改进财政税收体系，陆续开征土地使用费、资金税等新税种；将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推进到“划分税种，核定收支”的新阶段；改革金融体系，加速推行基层银行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强化中央银行的管理和调节；整顿和利用已经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

    汇报会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