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回去。”欧阳问：“那你准备怎么办呢？”苏说：“那时，只有我一个人顶上去！100多里的正面，不要说江心黑沙洲纵横那么大，光在岸上放警戒，一个师有几个人？咋摆？何况又都是新兵！赌运气吧，共军不从我正面渡江，我算守住了，从我这正面渡江，守不住是我的责任，只有听候法办！——恐怕那时也不可能再法办啦！”

    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1949年4月初，南京，国防部作战室。参谋总长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汤恩伯的军事部署在会议上引起争论，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激烈反对。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县人，他在会上打趣说：“从家乡那里得知，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挨家收集夜壶，准备放在船上，渡江时当油灯照明用。”他的话引得在座的人大笑不止，唯有汤恩伯毫无表情。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说：“诸位以此作为笑话轻松一下，却万不可轻敌，共军诡计多端，必须加以防范。我们海军倒不怕他有灯，怕的是他偷渡。”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站起来说：“诸位不必过虑，长江自古天堑，曹操、苻坚都渡不过去，何况连兵舰都没有的共产党呢，除非他是天兵天将。”

    联勤副总司令张秉钧说：“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一下，我们沿江守备的兵力如何？据我所知，每个师的兵力不到5000人，以三分之一作沿江一线配备，不过1500人，再除去连营预备队，则真正在一线警卫江防的不足1000人，这样怎能守得住？”

    伤兵管理处处长魏益山赞同，他说：“还是应该采取全部直接配备，也不要什么预备队了，乘共军半渡而歼灭其主力。我们有海军、空军，优势无论如何还在我们这边。只是，我们得弄清共军渡江的主渡方向。”

    顾祝同点头说：“那我们先判断一下共军的主渡方向。”

    国防部情报厅厅长侯腾接口说：“依据种种情报，共军的主要渡江方向是在瓜洲、扬中方面。”

    作战厅长蔡文治不屑地打断侯腾的发言，站起身，来到地图前，极为自信地说：“根据共军行动征候，主渡方向应在荻港，换句话说是在南京的上游而不在南京的下游。因为荻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共军则可以从繁昌、宜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的主力逼退至常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区，这个态势显然对共军有利，对我们则非常艰难。那时候，我们将因为主力被困于常、嘉、沪而不得不敞开江西、浙江大门，任敌纵横。我决不同意这样的作战指导。与其这样，不如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郎溪，而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这样能逐次抵抗，使敌不能一举深入，还可能配合华中部队与共军做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

    蔡文治话锋一转，将身体转向沉默着的汤恩伯：“可是据汤总司令的战报，他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汤总司令欲控制主力于京沪铁路沿线，这分明是自投罗网，第三厅不能同意！”

    顾祝同马上插话：“这话说得有道理，汤总司令可以参考。”

    整整3个小时会议，汤恩伯一言不发。

    蔡文治提出国军的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游延伸。因为这一段江面窄，北岸支流多，共军所征集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的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流，共军不易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这一方案当即得到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的支持。

    轮到汤恩伯发言，他对这个方案表示不以为然。他说：“首先，这个方案违背总裁的意旨。”然后，汤恩伯提出：“将江防守军的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核心集中防守，简言之，就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当即反对：“这是自杀政策。就战略、战术看，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