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其个人之言论与本案决议不合者，一概不得发表”。“以后商谈办法，应绝对遵照本案决议”。这样的格局已经十分显然，即使蒋介石死了，蒋留下的权力也是要分而享之，而不会全部落在他何应钦身上。

    何自知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李宗仁、阎锡山相比，即使蒋介石有不测，他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龙袍加身。为了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动，何应钦想到了汪精卫作为自己的合作者，他的布局是，先由汪掌党、政，自己握实权主军，等时机成熟再全面接班。

    于是，何应钦致电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精卫收到国内的电报，喜出望外，急忙打电话预订12月22日回国的船票，并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置，盛赞“中央对此事一切决议，是应付事变的指南针”，宣告“要提前回国，共赴国难”。汪精卫急于回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何应钦，他有自己的考虑，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来代替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领导全国”。

    何、汪的活动，已经昭然若揭。张学良想到，继续把蒋介石留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而送蒋回去，则可以造成南京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掌握不了实权，“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四是送蒋是日后张学良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封疆大吏也是军政要员之一的张学良日后必然还要与蒋介石打交道，因而南京迟早要去。如果基于安全顾虑而不送蒋，将引起蒋的更大怀疑，日后被扣的可能性也将更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与政治对手斗争的历史上，扣留政治对手是蒋介石惯用的方法，1931年扣留胡汉民，1932年扣留李济深，1938年扣留并枪杀韩复榘……

    避免被蒋扣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李宗仁的路子，不去南京，不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会议，保持半独立状态。胡汉民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常驻广州而拒不北上南京，从而保持了对蒋的牵制；韩复榘也效法李、胡的做法，但是，仅仅有一次没有顶住蒋氏的邀请，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军事会议，结果被扣于洛阳，随即被处决。汪精卫1936年年底抱着重新执政的期望从德国回国，先是住于上海，也是没有经得住蒋介石的邀请，回到南京，从此被蒋控制，所有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对于防遭蒋介石的毒手，毛泽东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6年8月，就致电张学良，说：鉴于两广事变的经验，南京是不能再去了。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去做，也不能效法李宗仁的路子。因为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他与蒋介石还存在着一时无法割舍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扣留蒋介石，是反对蒋的政策，却不反对蒋介石个人。他所设想的抗日，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这种以与蒋介石共事为基础所产生的政策指向，自然不可能预见与蒋氏决裂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想象不去南京的情形。

    张学良断言：不送蒋介石回南京，可以避免蒋介石扣他于一时，而不能永久躲避，蒋介石要抓他、杀他，随时都可以做到，与其处于被动地位，不如主动上门。

    张说：“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们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走好得多。”

    从与蒋介石日后共事角度考虑，张学良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西安事变决非小事，把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扣于西安，让他丢尽脸面，险些丧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