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甘、宁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王均、关麟征部以及马鸿逵的骑兵，从西面猛扑陕北”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谣言，与张、杨打心理战。还在12月3日与张学良谈崩之后，突然宣布把原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移到西安召开，这个改变，意在对张、杨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再次，实施分化东北军和17路军上层的活动。12月4日他人驻临潼华清池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用吃饭、威吓、利诱等方法进行所谓的“精神感召”。他告诉将领们：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最后一役贡献力量。

    最后，向张、杨摊牌，使出他的“杀手锏”。他提出的如东北军和17路军不“剿共”就要调往福建、安徽，交出陕甘，实际是在告诉张、杨，除了“剿共”没有第二条出路。但是，就在蒋介石使出了浑身解数之后，张、杨仍然一次又一次苦谏、力谏、哭谏，这使蒋对张、杨特别是对张学良的失望情绪也达到顶点。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兵谏“捉蒋”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选择。张学良把这个办法称之为“苦跌打”。在法文里，这个词的中文译音为“政变”。

    1936年11月底，张学良在西安会见中共将领叶剑英时，曾就这个问题征询中共的意见。张学良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

    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叶剑英没敢轻易表态，而是与张一起分析时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一再表示，他将迅速报告中共中央，然后给予明确意见。很快中共方面就反馈信息，劝张学良慎重。

    围绕这最后选择的可行性，张学良也曾专门组织亲信进行多次研究。就在张学良约见叶剑英的前几天，他与杨虎城一起乘飞机到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由张学良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参加的秘密会议，秘筹谏蒋步骤。张学良在这次会上谈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我曾几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无效果。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实行兵谏，但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对蒋劝谏之案已经退人次位，而采用“硬办法”之议已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跟随其后的是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大员中，以战将为主，其中，蒋鼎文是准备接替张学良指挥全局的。卫立煌是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拟在张学良坚决不“剿共”的情况下与其换防的。朱绍良是兰州绥靖主任，陈继承是豫鄂陕边区主任，陈诚是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的。万耀煌军开入陕西腹地，是监视并分割包围东北军与17路军的。铁甲车兵司令蒋锄欧也来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是一向给蒋介石协调各杂牌部队的。蒋百里是保定军校老校长，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刚从欧洲回来，蒋介石是要其来担任军事顾问的。黄埔系的大将中没有来西安的，只有何应钦、顾祝同、张治中等3人而已。

    蒋介石还召来了几个文职官员。蒋作宾是内政部部长，曾任驻日大使。找蒋作宾和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来是为协调对日关系出谋划策的，因为日本能否给蒋“剿共”的时间至关重要。复兴社的戴笠本应在召集之列，但因政学系的二号人物杨永泰在武汉被暗杀，戴正在处理此案。调查科的张冲也来了，这是准备“收编”红军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