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抵抗之两种投机下，肆所欲为，得寸进尺，结果此数年间便铸成中国今日危机及蒋、汪两先生之错误。”

    二、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不愿改正。他说：“以余观察所得各方报告，南京当局此种错误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央政府后，依然僵局一个。在最近复有调整中日问题之进行，其调整原则据日方负责人宣称，且谓已经南京当局认可者有三：第一，中国承认伪满；第二，日本派兵来中国协助‘剿共’；第三，中、日、伪同盟，中国不得与他国合作。此种原则如果成为事实，则不特割弃东北四省，简直中国已侪朝鲜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三、表示问题不在他是否北上，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是否以实力抗日。胡汉民说：“余现在想如何促进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有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亦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

    胡汉民这种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力抗日的立场，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同蒋介石的矛盾斗争，虽然带有政争色彩，却已超出政争范围，成为当时抗日救亡斗争的一个特殊部分。当时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灭华三原则，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没同意，暗中却有交易；中国工农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日，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浦口等地调兵30万，会同山西阎锡山晋系军队进行围攻；平津学生要求抗日，蒋介石下令进行大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公开站出来抨击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揭露“广田三原则”的灭华实质，要求团结抗日力量，共同对外，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主任、后来曾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起挑战。

    在李宗仁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即是灭亡整个中国，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整个民族求生存的战争，就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不是战不战的问题、什么时候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战的问题。他主张对日实施“全面战”，即：反对局部抗战，主张全线抗战；反对单靠军队抗战，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单纯军事抗战，主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体抗战；反对一党一派的抗战，主张联合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友军和一切抗日民众力量的举国抗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李宗仁首先驳斥了南京国民政府所谓“以依赖国联仲裁和美英干涉为唯一政策”的“依赖主义”。他指出，这种“单纯依赖外力论”，乃为一种“出于幻想的机会心理”。如果“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等国际机会之到来，恐世界战争尚未爆发，而中国则已成为涸鲋矣”。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国联不可恃，列强不可恃，联英、联美不可恃，可恃者以自力耳”。他以“天助自助，自助人助”的格言号召尚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举国一致抗战回击日本之无厌侵略！

    李宗仁又针对“不抵抗主义”者所持的另一依据——“退让求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说：“吾人以土地权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种恶果乃“适足诱致日本军阀对华之无厌进攻”。

    李宗仁还针对“不抵抗主义”之中心论点“安内而后攘外”论和“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的“准备主义”作了重点批驳。他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之所以精神上未能一致，只因为对日政策未能一致，如欲完成中国实际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发动举国一致的抗战，“安内惟有攘外，统一惟有抗日”。对待抗战准备的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