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东北之亡，亡于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议，明日一声明，邦交依然，互市如旧，亦非所谓和也；呈诉于国联，乞怜于列强，奴颜婢膝，觳觫以承望他人之眼色，既非日降，又非日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耻知气节之国家所宜尔也。则今日之事如何，日‘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

    在《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一文中，胡汉民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抗战。”这篇文章有三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引人注意：

    其一，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抗战只是求生的自卫的最低限度的举措”，“因此内部而安固须抗，内而不安也要抗”，否则“情愿束手待毙，不会成了亡国的天经地义吗？”“我从一切历史的事实相信惟攘外可以安内”，根本的说“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这是一种错误”。

    其二，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他说：“南京国民政府呢，至今依赖他人，不肯作实际之抵抗。号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借口赣共猖獗，便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抗日‘剿共’是两年来所抱持的主张，可是权衡轻重，则在今日情势之下，抗日尤重于‘剿共’。”

    其三，主张推翻不抗战政府。他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从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的三无主义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应付日本的唯一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只在如何督责‘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当局，把我们的信念由‘托之空言’，转移到‘见诸事实”’。“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联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国民，共同负起向日本抗战的责任”。

    1934年到1935年，胡汉民抨击蒋、汪错误政策的初衷不改。他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的诗中写道：操戈同室疏能间，遂使门开揖盗来。万国衣冠齐齿冷，两河忠义未心灰，竖儒讵有和亲策，儿戏先闻大将台。生聚十年堪借口，不须新火感榆槐。表达他对蒋、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敌人有可乘之机，以致侵略日深的不满；同时也揭露人民在要求抗日，而蒋、汪却借口“十年生聚”，屈辱求和拒绝抗日的事实。

    对于胡汉民不断地与自己“唱反调”，蒋介石是非常嫉恨的。只是惧于胡在党内的资历并顾忌几年前“软禁胡汉民”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而采取隐忍态度罢了。习惯于独裁却还要在表面上显示党内团结的蒋介石，也想利用胡汉民来为其“装潢门面”。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后，便频频邀请胡北上南京主持中央大计，胡汉民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在与幕僚商议后，定下了暂缓北上的决心。这使蒋介石用心良苦谋取党内“团结统一”的计划受到打击。此时，国民党的另一个中枢人物汪精卫，也学着胡汉民的样子，悄悄地从上海去了欧洲，过起了在野般的日子。为了掩盖蒋、胡矛盾，南京方面极力抹杀双方政治上的分歧，一再放出待气候转暖胡即北上的消息。针对南京的宣传，胡汉民于1936年2月22日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暂缓北上，不是什么健康问题，关键在如何救亡问题。胡汉民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要点如下：

    一、指出日寇侵略日深根源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谈话说：“盖九一八事发，日人初无一贯计划，不料其有如此之顺适，假使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能以武力抵抗，或严重交涉，自不至于今日。乃南京国民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赖国联，……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对国际宣称防共，与看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