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显然用力过猛。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帐重罚”、“鸡蛋里头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有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的！”

    陈毅听了，十分愤怒，对此进行了严厉的尖锐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这叫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有必要由他亲自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感到无把握。这样做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据他自己说，“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但是，经过思想斗争，他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

    于是，从三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十日，陈毅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前后连续发出了六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和意见的电报。在这期间，他与谭震林在上海连续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并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他在五月十日的第六封电报中，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六月份上海征税额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

    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五月十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并告陈毅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

    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度过了。减税得到同意。五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加工数比三月扩大一百多倍达六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四十多家，估计六月份要复业的将接近三百家。

    陈毅在五月底应毛泽东之召赴京前，痛痛快快地剃光了头，看上去容光焕发。正当陈毅在准备赴京时，他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来电话：“我的妻兄李次白近日从台湾绕道香港过来了，想去你那儿拜访。”

    陈孟熙是陈毅青少年时相处很好的胞兄，俩人一同乘坐“麦浪”号货轮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也曾经同在一个工厂做工。后来孟熙归国进黄埔军校，为五期学员，于北伐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川军中任少将，在解放战争中卒部起义，上海解放后，孟熙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孟熙觉得此次李次白来事关民族统一大业，应该安排同陈毅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陈毅听说有亲戚从台湾来，欢迎孟熙领来家里作客。陈毅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地招待。话归正题后，盂熙说：

    “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陈毅心中一怔：“什么任务？”

    李次白言明：“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两党制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并希望通过陈毅将此意转给北京方面。

    陈毅听了，颇觉意外。他对党内情况及台湾海峡的形势最为了解，这是最敏感的问题。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进攻台湾已是中央军委及他所负责的华东军区研究的重点。在江浙沿海，担任渡海攻台任务的第七。第九兵团部队正在开展海上大练兵活动，华东海军部队则逐个攻击浙东国民党军所占的岛屿，为大军船队南下福建扫除航道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