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诸事均直接由你与胡联系。”

    李次白听了，心中甚为不满：蒋经国既要搞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但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他们答应，在李次白奔赴大陆期间，给李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既已受命，就不能不去。这趟使命真使李次白叫苦不迭。他告别了妻子家庭和经营了数年的饭店，于五月下旬乘船离开台湾。当轮船穿过海上驶往香港，他在甲板上凭栏感慨有如波涛。他跟汤恩伯一样，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甚为教育长张治中看中，本来也有飞黄腾达的前程，但因为哥嫂是留学法国的中共党员，自己的妹子又嫁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连他自己也被认为是中共党员。可怕的株连，使他整个上半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厄运之中。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也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岂料谈判之后，战火又起，蔓延全国，他灰心丧气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脱离了军队。渡海跑到当时还没有战火的台湾，在高雄开设了“凯歌归”饭店，弃戎从商，脱离政治纷争的旋涡，只盼后半生能安身立命。现在，又因为他与陈毅的亲戚关系，突然被蒋经国选中“出使”大陆。李次白非常清楚，自己又将被卷入政治之中。自己虽有一点利用价值，但能不能如愿以偿，也不好说。只是，他也能藉此机会到大陆看看虚实，探访亲友，看能不能安身立命。

    一九五零年五月底的那几天，陈毅市长的情绪特别好，正好是他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管市府政权整一周年，而且毛泽东数日前来电，请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之前，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毛泽东说，“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

    他跟秘书叮嘱，到北京去跟毛主席见面之前，要剃一次头，整一下装。毛泽东说的“有些问题”，是指上海在最近几个月面临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十分严重的局面已经基本度过，毛泽东和中央对此十分满意，高度评价了陈毅作为市长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经验，即将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讨论争取国民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及调整工商业政策的问题。

    在这年二月六日国民党飞机大轰炸造成的灾害基本度过以后，三、四、五月的这个春天，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春天，经济战线上又发生了大的矛盾斗争，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市长，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

    三月份，为彻底扭转十多年来通货膨胀失控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愈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威胁上海。二月份关厂五十三家，关店三百四十九家，劳资纠纷五百九十二起。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国家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哭穷的、赖帐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大企业家刘鸿生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办不下去了，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每天上海都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点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等事件。

    事态确实十分严重！

    陈毅特地向即将赴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的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瞩咐：

    “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三月份上海税额增至五千亿，但实收税额竟达五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