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和思想战。

    接着，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八路军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只要抗战军民人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地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

    等刘伯承说完，邓小平接着发言。他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

    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笼政策”。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斗争中，日军边遭打击边竭力恢复，强化铁路、公路和据点，继续推行“囚笼政策”。他们加强了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割断了太行山区与冀南平原、晋察冀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在冀南，修复和扩展了公路网，增设了据点，造成根据地军民“出门走公路，抬头见碉堡”的状况。

    刘伯承觉得要根本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光靠晋冀豫根据地本身的力量还不够，最好有一次由华北各大战略区共同组织的破击作战，对正太、平汉、同蒲、津浦各铁路干线进行全面、彻底地破毁，使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白晋战役结束后，聂荣臻率晋察冀挺进支队北返。行前，彭德怀、左权在总部设便宴为聂荣臻送行。刘伯承与邓小平、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出席作陪。吃饭时，大家谈起华北战局和两区的配合作战，认为横贯在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于是，大家一致认为，应在适当时机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的破袭。

    这以后，日军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在正面战场集结兵力，扬言向重庆、昆明、西安发动进攻，企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战场作战。6月15日，日军攻占宜昌，扼据入川的咽喉，接着又大举轰炸重庆；同时通过所谓“谋略工作”秘密向蒋介石展开“和谈”活动，并利用已降日的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阵营内进行宣传和策反。国民党在这种形势面前，更加动摇，妥协投降的危险空前严重。

    蒋介石指使胡宗南、阎锡山、朱怀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国民党顽固派大肆造谣，胡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同时就山西敌情来说，守备正太路的日军以一部派往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