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兴起。在新军阀混战之际，中共已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十多万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把把尖刀对准了它 的前胸和后背。

    这对蒋介石来说，“赤匪”的兴起，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则国无宁日，民不堪命，祸患无穷”。当中原大战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即调遣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纪念双十节发表《告父老文》，向全国发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动员会。同时，他秘密派人组织了湘、鄂、赣、豫等省的地主绅士，冒充乡民代表，打着请愿团的旗号，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发兵剿匪”。蒋介石接见这些“民众代表”时声言：“四中全会后本人即湘、鄂、赣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一致剿共，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颁布大赦令，宣布过去四五年来先后以“附逆有据”、“弄兵作乱”、“叛党卖国”、“危害党国”、“勾结反动”、“设小组织”、 “破坏编遣”、“反抗中央”、“忤逆总理”等等二十余种罪名而被开除党籍的481人，一笔勾销，统统恢复党籍。

    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的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状态，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 ”“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之人。而今忏悔， 愿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

    继而，他恳请中央取消对阎锡山、冯玉祥的通缉令，还请孔祥熙当调停人专程去山西面陈阎、冯；同时打电报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复李、白等人的党籍；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汇拨军费1500万元，令其镇守东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这一切“安抚”妥当，蒋介石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一行乘坐“美龄”号专机飞抵南昌，督率“剿共”。他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特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

    不消说，蒋介石对这些予以缉拿的“赤匪”首领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用蒋的话说，“在一个锅里耍勺子”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认为他们确实是一群杰出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们，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十万大军，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里拿着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掠过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厦联袂大甩卖的新年贺礼，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1930年岁末最后一天发表的元旦献辞。它在恭贺新年到来之际，却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忠信党国，拥戴领袖，崇尚仁义道德，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