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 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并 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白区各大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立三中央对他们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恽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因反对冒险主义而被排斥出中央和给予撤销、降职、开除党籍等 处分。

    为切实保证贯彻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中央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派往广西红七军的代表，就是邓岗。 由于上海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络不便，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十分了解党内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

    7月5日，周恩来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

    7月16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

    大约在7月下旬某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

    斯大林：看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只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

    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的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先解放千百万贫苦农民。

    斯大林：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动农民，形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周恩来：目前，中国革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工农武装力量。

    斯大林：目前中共有多少红军？

    周恩来：十万红军和十数万游击队。

    斯大林：噢，由此看来，近两年中国红军发展很快，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周恩来：我们的发展策略和工作重点，正在逐步向这个方面转移。

    这是多么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斯大林这位世界革命导师对中国倾注极大的关心。此时的斯大林已和1928年主张中共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不同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在农村发展壮大的事实，使这位导师较客观公正地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而此时在国内，立三中央已将“左”倾冒险决议在全国各苏区强力推行。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太弱，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这无疑是给立三中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来电。

    李立三首先发言：“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