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于1930年3月3日从上海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的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周冠生”，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他坐轮船于4月间到达欧洲，再由陆路去莫斯科。 经过德国时，他应德共《红旗报》的邀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署名“陈光”(译音)。文章指出：

    “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中共“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发表后，很多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

    当周恩来离国以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30年5月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正打得火烈火爆，双方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全国正式红军已有十几个军，连同地方武装力量共约十多万兵力，开辟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故被蒋介石雇请的外国军事顾问戏谑地称作：中国的“雪豹皮”：

    在赣南、闽西地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近两万人，纵横驰骋数百余里，形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在湘鄂赣边地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下辖两个军，形成了具有一万五千余人的武装力量。

    在湘鄂西地区，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建立了有部队万人，在长江、汉水之间的革命根据地。

    在鄂豫皖地区，由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建立了有部队万人，二十多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赣东北，由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两千余红军和工农赤卫队，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广西右江地区，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近万人，建立了右江十一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此外，在苏中，在广东东部，在陕甘边和陕北等地区，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也就在这一有利时机和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使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情绪，本未彻底肃清的“左”倾思潮又开始抬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这时恶性发展起来。

    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事事依靠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于是李立三就在政治局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由向忠发主持，李立三为主导，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强调：“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 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宣称：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基于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三军团攻打武汉； 红一军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