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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久已闲置的缝纫机上放着一台电话机，却用点心盒子扣着，只有红色的话筒把子露在外边。盒子上贴着纸条，纸条上写着“停用一个月”五个字。我有些好奇，就问老王头这电话怎么了。他直爽而又不满地说：

    咱村有总机，只要每月交费就给你家安分机，小霞（王军霞在家中的小名）这孩子顾家，在外头训练回不来，就说安一个电话好，联系起来方便，我就安了这台分机。可是每月的电话费我不理解，按说打一次电话就算是五毛钱吧，这几个月收费都是每月一百二、一百三、一百五，哎！这就怪啦，你看这是上月的单子，又是一百五，你说打一回五毛，十回才五块，一百回才五十块，二百回才一百块，三百回才到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月三十天，这是说我每天要打十几个电话啦？咱一个农户人家，难道我没事儿干天天抱着电话打着玩儿啊？怎么打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嘛！所以——他语速减慢——所以我觉得有人偷着串接了咱家的电话线！这个月，从月初一开始我扣上它，我一回也不打，看看你月底收我多少钱？要是还收费，就证明是有人偷接了线，咱好查。这么着，我就把它扣上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人有话憋不住，便对他讲，倒不一定是别人偷线，我说每次打电话如果时间短是按次数收费，如果时间长，即便不是打长途，它也要加钱，超过三分钟，那边电脑就跳字儿就给你记上账了，有时候在电话里闲唠嗑，打一回要顶十几回呢！要打长途就更贵些，所以不一定是别人偷串了您家的线。每月一百多块钱，大体上属于正常范围。

    我这么一解释，老王头半信半疑，但仍然坚决地说，好赖先封它一个月再看！我说那你干脆把线拔了或者把电话搁在柜子里不更省事？他马上说那不行嘛，小霞打电话回来还要接呀，接电话又不要钱，我这不是露着话筒吗？光接不打就可以了。

    老王头显然属于农村中极会算账的精明人。探寻一下他的人生历史，更可以知道他很会开拓，很会劳动，很会挣钱，也很会养家。

    村长王有双这些天正在修订一部前盐村的村史。据他考证，前盐村人的祖宗是山东人，确切的老家应是登州，人们到现在还残留着较明显的山东登州口音。村里人王姓最多。在100多年前，登州战乱，一个老太太打死了日俄大兵，摇着小舢板漂向大海，漂啊漂啊，老太太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渤海湾的万顷波涛，终于在大连湾靠了岸，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落了脚，割草、开荒、打鱼，为了生存而斗争。渐渐地，这里成了登州人聚集的小部落，终于在百年以后发展成一个很有规模的村庄。这个故事反复在王军霞的乡亲们中间流传，给山东登州后代们的血液中注入了一种刚烈和不那么安分的基因。中国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在被逼无奈时候会想到动一动，动到另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开拓进取去争取生存。所以如今山东、辽宁两省的体育官员们每当赛后相见，往往开这样的玩笑，说我们山东的优秀分子都跑到辽宁去了，当年留在山东的村民一定是逼死也不走的人，因循守旧的人，所以从拼搏进取这一点上看，东北人——包括从旱路闯关东的人，更宜于诞生体育人才。1932年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运动员刘长春就是大连人，并且与后来的王军霞还是一个区的，相距不过10来里地。

    当年的刘长春浩然正气，发表了拒绝作为“满洲国”代表的严正声明，肩负着4万万同胞的希望，最早地踏上了世界赛场，却又含辱而败。那无比悲壮虽败犹荣的一幕，乃是我中华民族体育史上的高亢绝唱！没有浩大血性的人是干不成的——耐人寻味处在于刘长春也是田径项目并且也是赛跑……关于大连人种溯源的考证，大连体委主任盖增圣先生自有一整套的说法。而将此见诸文字者，则是作家、诗人韩作荣先生。他以激扬而又严谨的笔触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