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真男儿能多情
议之声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等幽禁文宗、滥杀无辜,多数官僚士人噤若寒蝉,商隐却挺身而出,连作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既严谴宦官,又痛责谋事不密的官员,还委婉批评了用人不当的文宗。这绝非见利忘义、“诡薄无行”的人所能做到的。(以上参见董乃斌作《李商隐诗·前言》及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等书)
那个似乎总是一袭白衣、走在无边风雨中、独自苦恋的才子,乌云压城、江山变色之际,才让人看清了他的真正面目,却原来这是一位节操独立、风骨傲然、敢于冒死抗争的大丈夫、铁男儿。
董乃斌先生说得太好了:“李商隐诗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表现爱情、悼亡以及对坎坷身世的自我感伤乃至对唐王朝衰亡的预感时,往往彼此融渗胶结,浑然化为一体……”(《李商隐诗·前言》)只有在重视感情、尊重女性的诗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他心目中,爱情,是生活、命运中极重要的一部分,爱情的失落会直接导致永不能解脱的生存的哀痛,所以和身世之叹紧密相,爱情的得失甚至和王朝的兴衰几乎同等重要,所以才会让这几者“浑然化为一体”。曹雪芹虽然可能不那么喜欢李商隐的诗(借黛玉之口说出),但是在曹雪芹的女性观、价值观中,即使不能肯定说受了李商隐的影响,也很容易找出和李商隐一脉相承的内涵。
无情无义的,多势利凉薄之辈,岂有真豪杰?唯真男儿能多情。李商隐就是这样一位大诗人、真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