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与《古玩谈旧录》，在几篇文章中都提到旧京古玩业的何玉堂先生，称他“由文盲成为文物鉴定专家”。其实，何玉堂幼年在老家也读过两三年私塾，还不算文盲，如果说到文物鉴定专家，他囿于文化程度的限制，也难以跻身于鉴定家的行列。他从事文玩业五六十年，眼力日渐提高，在京、津、沪古玩行中，提到“何山药”，无人不知。

    陈重远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对“何山药”这个绰号的由来叙述甚详，据说是青年时将一件康熙窑变棒锤瓶叫做“大红瓶”而得来，实际后来也发生过不少“露怯”的笑话，常常被文玩同业中人打哈哈。何玉堂从事古玩买卖是“半路出家”，是由外行变为内行的，“山药”在行里人看就是外行、傻瓜，就像戏曲行业中把外行或水平不高的票友称为“棒锤”、“丸子”，都是一个意思。“何山药”这个绰号叫开之后，他的正名反而被淹没了，自从我认识他，就只知道他叫“何山药”。

    我的祖父是位收藏鉴赏家，他在世之时却很少去琉璃厂，倒是有不少古玩行中的人往来于家中。前些年由于工作的关系见到程长新、耿宝昌、马宝山诸位老先生，他们对我的祖父都很熟悉。祖父去世后，仍来家中找我两位祖母的，我印象最深、关系最好的只有刘云普与徐震伯两位。刘云普的河北口音很重，说话细声细语，十分腼腆，行里人管他叫“大姑娘”，我的老祖母则叫他“小可怜儿”。他的脾气好，我小时常常和他闹，甚至干许多恶作剧的事，他也从来不恼。他一来，祖母总是招待他喝酒，他酒量不大，但喝得很慢，二三两白酒能喝上半天时间，也没有人陪他，一个人干喝。如果遇上下雨天，他总会说：“人不留，天留。”于是便一个人喝闷酒，过阴天。话不多，等酒喝够了，拿出两件字画看看，评论一番。徐震伯则是精明得不得了，喜欢探头探脑，正常说闲话也诡秘得很，像作贼一样。家里上上下下都叫他“小徐”。徐震伯早年给岳彬跑过不少买卖，即使在同业中，大家也认为他是个“鬼精明”。“小徐”虽然精明至极，却上过我一回当。其实我并非存心给他当上，倒是一番好意。那是我十二三岁时，我发现家中贮藏室里有一瓶洋酒，是个很好看的酒瓶，里边装着淡绿色的液体，瓶上有外文字的商标，我也完全看不懂，瓶口上还用火漆封着。那天恰好徐震伯来了，而家中大人又都不在，他蹑手蹑脚进来，鬼鬼祟祟的吓了我一跳，我看到他来就说：“正好有瓶好酒，我给你倒一杯。”那天小徐心不在焉，好像心里有什么事，随口说：“好！好！”我费了半天劲，弄开火漆，找个酒杯倒出一杯递给他。要说徐震伯到底精明，非要看看那酒瓶子，我让他看了，他好像懂外语似地端详了半天那酒瓶子上的洋文说：“是洋酒！”于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当一杯酒刚刚下去之后，我发现小徐的眼珠子不转了，直勾勾地看着我，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他陶醉了，在回味着酒的香醇。谁知他突然跺着脚喊道：“这是花露水！”他二话没说，一溜烟儿似地跑了。

    我怕他中毒，担了两个礼拜的心。两周后小徐又来了，精精神神的。我问他有没有中毒，他笑着说：“我有解药！不过都俩礼拜了，到今儿打嗝还是花露水味儿呢！”

    徐震伯文化也不高，学徒出身，但他太精明了，对陶瓷鉴定的眼力颇深，字也写得不错，我二十多岁时，他送给我一把他自己写的扇子，落款是“双宋厂”，据说他曾拥有过两件宋龙泉瓷器，故名“双宋厂”，那图章是邓拓同志为他篆刻的。

    至于何山药，却并非是祖父时代的故人，他是五十年代中才来我家的。

    何山药身高有一米八以上，说话声高，喜欢东一句、西一句的，用北京话说，有点“二百五”、“半膘子”。前不久我见到年近九十的马宝山先生，他还讲起何玉堂在家中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