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台北，却丝毫没有远在异乡的感觉，无论街道、市容，还是语言与生活习惯，都如同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如果与香港比较，台北的大街上很少有外文的招牌、广告，也很少有似是而非、看不懂的洋泾浜商品名称和生造的粤语汉字。体味更多的，则是两岸炎黄一脉的文化渊源。

    出机场到下榻的饭店，稍事休息后即举行记者招待会，接着是主人在饭店设宴招待，筵席是标准的台菜，除了三杯鸡、竹荪、发菜的做法与大陆不同之外，我看与闽菜菜系更为接近，技艺亦非上乘。有意思的是，在台北十数日，饮宴频繁，有时一晚上要应付两三个宴会，而吃台菜，这却是惟一的一次。因为有约去看望在台的亲友，只能未终席而告辞，匆匆驱车赶赴信义路亲友的寓所。

    开出租车的小伙子非常健谈，当他得知我是从北京来台的，显得格外兴奋。他问我北京是不是有个天桥，那里有没有吞宝剑、吞铁球的表演？有没有“油锤灌顶”的气功？我告诉他，那些都是旧天桥的把戏，有些也是假的，现在已经没有了。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今年恰好三十岁，我奇怪他如何知道这些。因为路上塞车，他从容地向我叙述他的家世，他说他父亲是江西吉安人，曾是“国军”的一个连长。母亲是北京人，家就在北京天桥金鱼池附近，家里很穷，后来当了“二等担架兵”，和父亲一起在“三十八年”（1949）到台湾。现在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健在，常常向子女们讲北京，讲天桥。小伙子又说，他母亲最想北京的小吃，想喝豆汁，还有一种什么豆腐？我问他是不是“麻豆腐”？他说好像就是这个名字。他又向我介绍说，台北有个“京兆尹”，专卖北京风味，他母亲去过几次，回来总说不是味儿。他劝我去尝尝台北的牛肉面，还说某某地方的最好。车到信义路四段，看看计价器，是250台币，我如数给他车钱，他坚决不收，争执几次，小伙子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母亲也是北京人，我们也是半个老乡，如果收你的钱，回家后母亲是要骂我的。”我只得遵从他的意思。

    在台北期间，没有机会在一般家庭中吃家常便饭，所以也无法了解台北人平时吃些什么？到信义路的亲友家中，已是晚上九点钟，他们知道我在饭店已经吃得半饱，特地请我在家中食蟹。

    北京食蟹是在中秋前后，彼时菊花盛开，秋蟹正肥，持螯赏菊是中国人在仲秋天气中的传统享受。旧时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霁，新凉送爽，院中几畦盛开的菊花，廊下两株红透的石榴，室内也是盆栽的汉宫春晓或柳线垂金。三两好友，蒸一笼肥蟹，开一瓮陈年花雕，诗酒唱和，对菊剥蟹，是极快活的乐事。随着城市人的拥挤和生活节奏的变化，这种享受在台北也同样是办不到的。亲友家中有一个很大的阳台花园，说是花园，不如说是个大暖房，那里有中国传统的翠菊、万年菊，也有欧洲的矢车菊、除虫菊。当时已是阳历十一月，赏菊、食蟹的时间比北京晚了一个多月。蟹是极好的大闸蟹，据说是“华航”的朋友从香港带回的，我怀疑是大陆的闸蟹，尖脐的肉白而肥，圆脐的蟹黄饱满，在大陆也很难吃到如此好的螃蟹，想必价钱不菲。

    我的亲友家吃蟹很传统，佐料只用姜末和醋，加少许的糖。吃蟹的工具我也很熟悉，有做工精细的小钳子、小锤子，是吃蟹钳和蟹腿用的，现在这种工具在北京市面上很难买到。河蟹味美，远在海蟹和江蟹之上，过去北京吃河蟹讲究“七尖八团”，也就是说七月吃尖脐、八月吃团脐，七月八月当然指的都是阴历，而论阳历则是到了八月半和九月半了。从中秋节到重阳节，是吃蟹最好的季节。蟹装在蒲包之中，吐着泡沫，拼命挣扎着往外爬，放在笼里一蒸，开始还有动静，当动静停止之时，一股蟹香也就飘飘出笼了。

    吃过蟹要洗手，有用绿豆面洗的，也有用茶叶水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