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太宗只是流放了卢多逊，幽禁了廷美，处斩了6名谋反者。廷美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受到了降级的处分。廷美抱怨自己的命运，结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当地。太宗对他的死感到悲伤，给了廷美死后的哀荣，但是言语之间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这些阴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太宗构成了威胁，已经难以得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赵普翻云覆雨的手腕决定了廷美的命运，因为，众所周知赵普反对兄终弟及，为什么到了太宗这里却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说赵普这人秉性好不到哪里去。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权利的中心，是血腥政治的必然节奏。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经在《宋论》这本书里面对赵普这人做过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