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天启嗣位为帝的朱由检是明代最末的一个皇帝，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被封为信王，到天启六年十一月才离京之国，出居信邱。他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次年八月，天启病危，朱由检又被召回，并受到遗命，继立为君。那时他已有十八岁了。他于即位的次年，把年号改为崇祯，由于他是亡国之君，谥号、庙号很少用到，所以人们就更习惯以年号作为代称，称之为崇祯。他的谥号称为“庄烈愍皇帝”，那是清人入关后所追谥的。他的陵墓称为“思陵”，所以后世也有人称他为“庄烈帝”，或者是明思宗。

    崇祯在幼年时，比天启还要孤弱无依。他的生母姓刘，原本是个宫女，生下他来后不久，因为触犯了那时还是太子的明光宗，受到了幽禁的处罚，以至郁郁而死。崇祯失去了生母，比天启失去生母时的年龄还要小得多，他又排行第五，在地位上也比皇长孙要差得多。他丧母后，他的父亲明光宗倒是交代过李选侍，叫她照看他。但是李选侍哪里看得上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没有管着什么。崇祯默默地生长在深宫之中，由于自幼孤独，使他养成了一种猜疑、顽固、刻薄待人的性格。他不像天启那样耽于玩耍，读书倒还用心，虽然一直没给他派有什么出色的词臣加以教授，教皇子们读书的普通师傅和伴读的内监总还是有的。在文笔和历代史事的知识上，崇祯比天启要强得多，原因就在这里。

    崇祯在宫里生活到一十七岁，对于魏忠贤和他那一伙的罪恶是知之颇详的，他之国后，在外面又增多了不少认识，既知道了魏忠贤必须除去，也知道了魏忠贤虽然势大人多，但民间人人痛恨，要除掉他也并不难。在除掉魏忠贤这件事上，他能干得那么干脆利落，确实显出了他的魄力。

    天启去世后，魏忠贤也有所布置。他先把崔呈秀找来，屏去左右，密谈了很久。据传，他们这次商谈的是估计自己的力量，看看夺取皇位是否可能。崔呈秀把人手估量了一下，觉得各部门虽都有人，但纠纷还多，要想篡位，怕太危险，劝魏忠贤还是稳住，继续扩张势力，以待时机。那时魏忠贤的势力实已很大，如在以前各代，实已篡位有余，但明代长期所造成的各部之间相互扯皮的风气，却使他们转动不灵，无法举事。

    崇祯对于魏忠贤的权势也很清楚，他虽极想尽早把他除掉，却也未敢轻动。他先是沉着观变，让魏党摸不着头绪，继之则是依次布置自己的力量，略微显出一点风向，以待他们自乱。这种引而不发的做法，果然在魏党间引起了混乱，为了试探崇祯的意向，魏忠贤的小爪牙杨所修、杨维垣等人，先上疏劾论崔呈秀辨别风向。他们的设想很巧妙，所论者是崔呈秀，是魏忠贤一党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所论并不涉及魏忠贤，魏还可以相机行事，进退自如。他可以探测崇祯的意向，或者为崔呈秀辩护，把他保住，那当然是最好的事。如或不然，也可以让崔呈秀先承担住一切，然后又再见机行事。崇祯对此倒还是静以待之，但外廷却为此而兴起了波涛。反魏忠贤的浪潮虽因三案的反复而被压下，其实只是表面上而已，没有被杀害，被流放的人，暗中还在集结着，等待着机会。崇祯嗣位已被人视为是有了转机，但一时也还是捉摸不定，所以没有举动。杨所修、杨维垣等人的疏文一上，却像点燃了导火线，昔时疏论魏忠贤的势头，又重新爆发了。在众多论奏的疏文中，以贡士（会试已中而未应殿试者，称“贡士”）钱嘉征劾魏忠贤有十大罪的一文，说得最全面，也最猛烈。他所说的十大罪是：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所谓“并帝”，列举了魏忠贤威福自恣，出入警跸，甚至要人遮道拜伏，高呼“九千岁”，俨然与皇帝并立，等等。“蔑后”，则列举了魏忠贤多次排陷皇后，阴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