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章，已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始末和结果都作了叙说。严格说来，三案都应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总都留有一些重新爆发的隐患，使当时的有识之士仍暗暗担心，觉得矛盾未消，祸乱堪虞。所以如此，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相互勾结，渐成门户。到了明末，门户更多，争斗益烈，而且内外相结，自后妃、诸王、内监、外戚、阁臣、九卿、言官、外吏，以至去官乡居的名人、学士，无不涉及门户之争，各有一派。但是派别虽多，小的争论固然各自有异，遇到大的论争，声气相通者又常相互依附，与相异者共争。这样，就又常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万历、天启间的御史焦源溥在论及两派互争的一疏中，把这两派称为“忠”与“非忠”的两派。他认为，在万历时，为着要使皇长子得立而出力的人，便属于忠派；站在郑贵妃那一边的人，便是属于非忠的。到了明光宗已即位为帝以后，为维护太子妃郭氏和天启的生母王氏的名号而力争的，便属于忠派；为李选侍而争的人，便属于非忠。焦源溥所说的“忠”与“非忠”，是疏文中的用语，其实外廷以至民间常是直以忠奸为称，区别二者。被认为是忠党的人，一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合乎公论，循于正统；二是这类人中，为官清正、廉洁自持的人也较多，于是便被赞为忠党。另一派人，很多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所为都要图谋私利，其中廉洁的人极少，所为又常有悖于公论，所以人们便常骂他们为奸臣，派为奸党。这两党之间，虽然也有些自以为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总是非此即彼，不容有所中立。想要居中的人，弄到两头挨骂的时候，也是很常见的。譬如那时的刑部尚书黄克缵，便是想要持平居中，两不相附的人，但东林党人却把他目为奸党，他上疏和焦源溥相驳，认为焦的忠与非忠之说并不全对，甚至身居帝位的天启也卷入了派系之中，他为此便曾怒责黄克缵“轻肆无忌，不谙忠孝”。直到黄克缵惶恐谢罪才罢。

    这位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之初原与忠党的观点一致。他之怒责黄克缵，一是由于太子妃郭氏是他的嫡母，而王氏是他的生母，另外也由于他是被王安、刘一燝、杨涟等人奋力从李选侍手中夺了出来，才得以登上帝位的，自然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与他们一样。但他虽已年逾一十六岁，由于缺乏定见，所以极易改变，仍然像个孩子，过后不久，突然变得判若两人，虽然不为无因，但当时在他左右的人，都是很难想到的。

    在天启改元前夕，首辅方从哲已因多方被劾，自请去官，前首辅叶向高又被召回，重为首辅。天启改元后，辅臣共有八人：首辅叶向高、次辅刘一燝，以下依次是韩爌、史继偕、沈氵隺、朱国祚、何宗彦、孙如游。叶向高是在方从哲之前的首辅，为人正派，威望很高。刘一燝是抢护天启出力最多的人，方从哲去后，叶向高未到之时，他曾有一段时期暂为首辅。他们以下的六个人，除了沈氵隺是方从哲所荐，后来又与魏忠贤暗有勾结外，别的人都很正派，因此一时颇有内阁得人之称，有人甚至以为，可以由此望治。但在万历时代积久的腐朽混乱之后，君臣都是精干有为，望治也已不易，像天启这样的人坐了江山，如何会有望治的希望呢？

    说来，这位天启乃是明光宗的皇长子、万历帝的皇长孙，在封建帝室中，他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原该受到很好的照料和教育。不过，实际说来，他所受到的教育却是极少，在明代一十六帝中，他可算最差的一个了。这也是环境特殊所致。因为，他的父亲朱常洛半生都是在危惧飘零之中，地位总是极难巩固。他自顾不暇，哪里还能顾及到自己的儿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