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

    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