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瓒，字晳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老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杨度，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嵌在里弄口墙上的小小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一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都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有着奇妙的关联。胡同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期刊；胡同北边有中国法学会——杨度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时的大法学家；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杨度担任过清廷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20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几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