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了吴氏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的要职？新政府的所有内阁成员，都是与他商量后任命的，只要他愿意，陆军总长的位子没有别人敢坐！哪怕他执意不愿待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却让人们大失所望，他竟然倡言要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来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由本军首领曹锟和同盟军张作霖等军政要人们切割利益的蛋糕，这就必然遭到了军头们的一致反对。无奈，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孚威将军”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过：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封建思想哺育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登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博得了广泛喝彩：他的政治设计是——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前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封建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即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他们都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很快，他对之忠心不贰的老上司曹锟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通过冯玉祥等在京的将领们用下三滥的办法（如停水断电、掐断电话、撤除守卫等）逼大总统黎元洪辞了职，并如愿当选为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20世纪初的吴佩孚没有主宰中国政坛，多病的北洋政府亦因这个人的谦让而未能增寿。

    他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从对内对外的国策到内阁成员的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当然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对他的青睐，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奉“远方”（中共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代称）之命与他联络——李大钊教授就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军队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