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黎宅有两处，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这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一处了。1976年夏夜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不仅使唐山、天津一带瞬间死难了近三十万条鲜活的生命，而且，还使数不清的老房新宅轰然变成一地残砖碎瓦，这其中，就有黎元洪遗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楼。

    20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馆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伟巨楼矗立在先朝副总统故宅的废址上，门口有两位立得笔直的士兵在站岗。士兵身后的红漆大字标牌赫然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黎元洪先后寓居天津两次，换言之，亦即他曾两度出任大总统又两度辞职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与段祺瑞的关系，结果把政局搅得乱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干了；第二次是被急于取自己而代之的曹锟压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这海河边上。

    说来生气，不是那个打败了奉系的曹锟一个劲央求，自己哪会再度出山？曹锟的头号大将吴佩孚以少胜多，赢了直奉战争，曹氏便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只因一时觉得分量不足，加之吴佩孚的反对，才不得已请出了前总统黎元洪。

    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上一回当总统也是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

    五年的赋闲，使他已无意于政治。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此时已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大实业家，他在房地产、金融、矿业等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戏浪，居然如鱼得水。他推辞了代总统冯国璋按月发给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贴，继续表明他一贯清高的为人准则。

    他是在军阀们答应“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项复职条件后才回到东厂胡同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为何能卷土重来。曹馄的资望不够，南方割据政权“军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适做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认可的国家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这点，那个连袁世凯都敢骂的“章疯子”写道：

    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袁世凯），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

    有趣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章大师怕老实巴交的朋友受直系军人之制，竟想出了“迁都武昌”的奇怪主意！他告诫老友说：

    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首都是不会迁的，但态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对记者们发表谈话：

    余为中华民国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

    临危上任，对明白人来说，当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所以，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经常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豪言。复出的黎元洪也许正是以这种心态坐回中南海居仁堂里的。

    倒霉的是，这次刚好干了一年，就又饱尝了军阀的颟顸与欺压，他不得不赍志而归。真是应了一年前的预言：牺牲了个人前途。

    这一次，直系军头们很蛮横地赶走了他。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风！他们先后将老段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打败，成了北京政坛的新霸主。吃饱了撑的，津门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竟想过元首瘾！尽管吴佩孚颇不赞成，但拥曹派——多数直军将领和部分北京政客——已经等不及了，软硬兼施逼黎让位。

    执拗的黎大总统又犯了“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头顶鸡毛帚的中国军人们在洋人跟前“一地鸡毛”，但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