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无兵权的国家元首还是大有招数的。

    且看可怜的黎大总统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间通电全国时的悲惨自诉：

    本日（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三百余人到府（总统府）索薪。……

    八日，即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总统办公室），借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自散去。……

    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

    领袖公使（即驻华使馆组成的“外交团”之召集人、葡萄牙公使符礼德）来宅质问。

    天安门前复有数百人，说开“国民大会”，散发传单，并构罪名。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直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

    本日（10日）军警各官百余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百喻不散。复有号称北京市民请愿团及国民大会约近千人，手持旗帜要求退位，围宅喧嚷，屡请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来宅不至。……

    8月12日，被逼急了眼的黎大总统第二次致电给住在保定的曹锟和住在洛阳的吴佩孚，除说明当前的尴尬处境外，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但是）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

    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这一切，都是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导演的，他哪能理会黎的紧急呼吁？而在洛阳的吴佩孚也不愿得罪有知遇之恩的曹锟。所以，尽管知道是本军袍泽在胡闹，也没吱声。

    于是，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切断了！

    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危文绣（后改名黎本危）卷起众“宝”——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三枚图章出走，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那时的人憨，以为只要图章在谁手里，国家就是谁的。这种迂病居然一直持续到半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之时。少年的我，眼中满是唱着《造反有理》等“战歌”的“夺权”者，只要抢到了某单位的那柄小圆木头，该单位就轮到这一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执拗的黎元洪想继续主沉浮，就誓不交权。想不到，那时，“走资派”憨，“造反派”也憨，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王承斌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出自带的手枪欲自裁，幸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难，归去来！什么世道！

    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令牌。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清末民初中日往来无需护照），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