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署”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仰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今下关市），参观过一座有中日战争遗物陈列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底舱里的技术官员，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遂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由护军马队营帮办做起，一直官至武职从二品的副将。他更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即驻鄂国军的第二号首长，比他官衔大的，只有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了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实际指挥官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袁世凯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至就四省（直、鲁、鄂、豫）军队分析密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老袁赞扬的“湖北一镇”，即驻鄂陆军第八镇（师），统制张彪虽是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家婢女的丈夫），但具体指挥者却是协统黎元洪。

    两年后的深秋，朝廷在太湖一带又举行了一次秋操，黎氏的二十一混成协再次成为南军的主力。是次“军演”结束后，黎将军再度获得朝廷嘉奖，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著名中年将领，其统辖的部队，也成为声誉仅次于北洋军的一支国防劲旅。

    两次“军演”，也使当年的“会操大臣”袁世凯牢牢记住了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其人。三年后，荫昌奉旨南下指挥平定武昌兵变，途经彰德府时，下车看望并请教在当地“养疴”的老袁。不知深浅的国军统帅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老友袁项城却正色提醒他：“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可见黎氏虽官职不高，但早已是朝野共瞩目的人物。

    黎元洪在仕途上进步慢，似与其谦让有关。恩师张之洞上调中央后，新总督赵尔巽到任，发现第八镇的张师长似不如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黎旅长能干，遂动了“换马”的念头。黎元洪窥知其事后，力辞不就；而张彪也赶紧写信向在京当军机大臣的老领导兼干岳父张之洞求援。赵尔巽很快就被朝廷调往四川了，新来的领导是陈夔龙。恰巧陈大人的女儿不幸夭折，湖北官场照例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进献礼金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这可能与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