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啼啼的乡下女人领进家中管了顿饭，而那位女人是与他邻居的厂长的前妻，厂长将她拒之门外）。在车间里，这位民国时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的名门之后对我讲过，“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遣返原籍后，曾眼见曾祖大人的带着枯黄发辫的头颅被当地“红卫兵”从墓中掘出来并满大街地踢来踢去。张家祖茔好大一片，其祖辈、父辈的墓里均有不少陪葬品，唯最大的张之洞墓，棺木里却什么珍宝也没有，这当然很令革命小将们失望。在场的张之洞后人，只有连当地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个有些疯癫的老叔——张之洞的一个孙子。后来，他奉命用一张席子卷埋了这位老叔，再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贤妻实在受不了贫下中农对自己和丈夫的无休止的折磨，趁他实在熬不住昏睡片刻之时，自悬于梁上。话到“文革”时的经历，老人每每摇晃着花白的脑袋哽咽起来。

    正所谓“好事成双”，就在这一年，他把早年父亲在汉阳为他订好的亲事变成了张灯结彩的婚姻——这位二十四岁的海军下级军官娶下十八岁的吴敬君为妻。毕业后的半年内，他在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上实习，从天津到广州，战船把南北各港口走了一遍，他也对清国海防有了直观的了解。实习结束后，他被海军衙门分配到广东水师“广甲”舰上任三管轮（即俗称的“二车”）。海军为大清国的新军种，待遇大大高于陆军。当上二车，月俸即高达六十两，养家糊口全无问题。又因“广甲”舰的锚地在清国第一大口岸城市上海，他又成了“十里洋场”的驻军军官。服役期间，因表现优异，他被晋为二管轮，赏换五品顶戴。

    寻古，有时不得不从旁门左道进入。

    “文化大革命”正热闹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不足百页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书印数高达八十万册，定价却只有0.17元。我至今保留着十五岁那年买的这本我的中国近代史的启蒙书。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开。

    （1911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东厂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一条让我期待一游的胡同。

    是哟，比比满街碎骨枯肉的“张南皮”，浩劫过后重获礼葬的“黎黄陂”真的算是劫后余生了——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后侧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选址有误还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后该市又拨款重修了黎墓，并在墓前立起了“大总统黎元洪之墓”碑。

    黎元洪，一个不大被现今的人们提起的名字。但写中国近代史又不得不提到他，因为他是推翻清朝的“武昌首义”的首领，那次军事叛变引爆了全国各地武装反抗清王朝的炸弹，直到大清国被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才渐渐消停。因是年为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的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装暴动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不过，那时的大门，是在南边的东厂胡同北侧，因为“大德堂”的门牌是“东厂胡同壹号”与“东厂胡同叁号”。现在，那边已经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楼。

    黎元洪并非“伪总统”，他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和议员们的选票走上国家元首位子的。比比民国山头上相继出现过的那几个人影，待得最久的当然是蒋中正先生，而“闪回”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