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趣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周善培在四川官场上人缘很好，每年老母过生日，司道同僚们都会凑份子，请个戏班子到周府演一天，大家再热闹地吃一顿丰盛的寿宴。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凑份子的不光是官场同事，还有一些商人，包括川路公司的高管们。

    王人文在早上6点半就先赶到周府拜寿了，给老人家挣足了面子。之后王人文悄悄告诉周善培，他担心同志会当天会举行暴动。周善培赶紧宽慰他说不可能。

    10天前，川汉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弄了个保路同志会，已经闹哄哄地在全省到处串联。这天，同志会居然安排了到三圣司警察局演讲，成都官场谣传将发生暴动。这弄得王人文心烦意乱。

    王人文终于喝醉了，成都官场“一时都以为怪事”。这位四川省长本是海量，平常喝七八斤没问题，但这次只喝了十几杯就倒了，被人扶着送上他那顶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回家之后又吐又哭了好几回。这都是因为川路公司的冲突闹的。

    这篇鼓词把“四万万人口”弄拧成了“四万万方里之版图”，而“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一句，不仅是活脱脱的街头女子相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架势，而且如同志会的歌谣里说“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出租股我们都甘愿，为的是要保四川铁路权”，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松了一口气的王人文，在傍晚5点钟赶到周府参加正式宴会。王人文本是四川藩司，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厅长，因为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没卸任驻藏大臣的职务，远在西藏，便由他先行“护理”四川。清代的一省之长一般是巡抚，只管省内的民政，总督则要高半级到一级，能下马管民、上马管军，而且一管就好几个省。四川是人口大省，比较特殊，总督只管一个省，兼任巡抚，这也令四川的省级干部们比较容易获得更高的级别。

    四川警界的很多人都是周善培当年的部下。周善培在早上7点就致电他的学生、三圣司警察局局长，要求在演讲开始后每三分钟用电话向他汇报一次现场情况。众位高官在周府痛饮看戏，下午两点半演讲开始了，警局三分钟一报，直到演讲结束，果然平安无事。

    时年47岁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了进士，之后便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辗转为官，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王人文与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交好，赵尔巽在1907年入川时，将王人文从陕西平调到四川，担任布政使（藩司）。四川与别处不同，在别的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赵尔巽在这年（1911年）年初奉命调任东三省总督，照例要向中央政府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所有的人（包括王人文）都以为赵尔巽会推举王人文，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又在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