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科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人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同志会在各地陆续开会者不止十次，每次不止数千人，激昂悲壮，热血愤涌，“而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而且，一开会就哭诉以调动会场情绪，这成为同志会的标准模式。民众也被感染，“抱有此路存亡，匹夫有责之义，可以一触即发矣”，“争起入会，犹若狂”。

    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没有安心地学习，而是忙于“爱国”了。当年（1904年）10月份，他们就组织川籍留日学生捐款，前后得30多万两，号召川人自办铁路；到1906年，则干脆拉了个“川汉铁路改进会”，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监督川路公司的运作，深得四川总督锡良欣赏。

    岳府是老式建筑，并没有大会堂，便在一个以前演戏的天井内搭了一个大棚。戏台子则正好做了讲坛，各色人等便在这里粉墨登场。台上摆了张案桌，两旁和靠壁则是太师椅，端坐着川路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天井周边的廊下、台阶上也满是人，足有300多，虽然闹哄哄的，却秩序井然。

    护院不看家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

    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很多人都与蒲殿俊有着同样的留学日本的资历，他们是：肖湘（谘议局副议长）、邓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会文牍部长）、彭兰村（特别股东会主席）、颜楷（特别股东会会长）、江三乘（同志会总务部长）、郭策勋（第一届股东会临时副会长）……

    在那个特异的留学兴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回国后一天天风光起来。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他们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王人文的省长职务是暂时代理的，名为“护理四川总督”，尊称就是“护院”。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这次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西方理论。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中国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这些留日学生。如同蒲殿俊学会了潜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