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罗老太太是个有文化的人，干练老辣，组织能力又强。她其实对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并不满意，曾在7月17日致信同志会，从国际大势的“天边”开始讲，拉回到四川保路的“地头”，不仅将保路运动上升到了“恐遭印度、朝鲜之祸”的民族存亡高度，而且批评保路同志会光说不练：“日闻诸公之力争，不闻诸公之办法，无办路之条目，以何对付邮传部？试问如此巨款，川中之富户，可以口舌动，当不必议租股，路资已有余储，又何至于涓滴之积，用之如泥沙耶？官办无成，绅办更无成，即使争回路权，满人将何以凭信而出款不惜也？”

    当时成都繁荣“娼盛”，性工作者多达数万，周善培对她们推行规范管理，所有妓院都被称为“监视户”，门上订牌，挂牌营业，接受保甲监视。而对沿街拉客的流莺们，则在天涯石建了个红灯区“新化街”，街口修了警察岗楼站岗，岗楼上还挂块“觉我良民”横匾，娼妓一律入室经营，不得沿街拉客。据说，周善培家的门上也被人涂上了四个字——“总监视户”。

    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孩子们说：“我等愿赴京面见摄政王、邮传部死争。”

    这有效地形成了示范效应，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民众纷纷加入，唯恐人后。早在一年前，《国风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而争回路矿也，哄起应者千万人。明日而曰商办铁路也，哄而应者亦千万人。彼其所主张者，固非谬误也，然应声而来，盲从而去，能深察此事之真相与其所主张之理由者，则士无二三焉。”

    在这一轮浪潮中，四川赶上了潮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在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提议下，派出22名学生奔赴日本。1903年锡良执掌四川，把“兴学育才”作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属，使知兴学育才，具有次第”，“筹学费，择校地，选学堂，查学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新式学堂在四川大量涌现，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归充填师资队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仅次于湖南、湖北，超过江浙。此后，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2000多人。

    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出台《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迅速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皇帝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主事分部学习、内阁中书、知县分省补用等。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